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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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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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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虽是就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而言，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先生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40年代末先生的个人立场正是沿着上述的轨迹逐渐转变的。
大概从大学毕业始，先生在求职与乱离之中对国事的蜩螗、社会的板荡、生民的艰窘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先生在陪都重庆的时候，便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政治性集会，经常聆听社会各界精英的演讲，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先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对政治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更深切了！这种变化，使先生非常自然地与那些批评时政、急切地为民族寻找去路的言论产生强烈的共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他曾经与整个民族一起狂欢；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他也曾参与庆祝和欢呼；但“胜利的鞭炮”瞬间就被国民党特务的乱石和怪叫淹没了。随着内战的爆发，以及战事的扩大和蔓延，本来经过八年抗战已高度萎缩的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秩序混乱不堪，经济濒临崩溃，物价急遽飙升，生活指数直线飞涨，人民的痛苦指数则达于极点，但黩武者却依旧党同伐异，不惜诉诸武力，诛除异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且不说那些党派化的知识群落，就连许多原本无心问政的“自由份子”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和平与民主的诉求，严厉地抨击时政，为自己的生存，也为民族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
ZGWWW国学文摘
从重庆到上海后，先生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抗争之中，他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众多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示威，并与几个大夏湘籍同人一道创办《潮声报》，上海解放前夕还联络部分志气相投的教师发起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等。但是，先生并不仅仅只是参与一些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更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致力于从理论上探寻国家灾难的根源和民族可能的去路，成为那个时候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先生并不是一个政论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由这种观察和思考转化而来的言论和文章，往往不受那种就时事论时事的一般政论模式的约束，而具有一种总揽全局的气度和恢宏廓大的视野，其论旨的鲜明，思辨的神采，理路的圆融，论说的通透，文字的畅达，均明显有别于那时的言路中人，自成一格。虽然先生那时还不足三十岁，但年龄丝毫不影响他文章的深度和笔锋的犀利。他所撰写的时论《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等，均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或在目录中以粗黑体标出，充分地显示了这些时论本身的质地和份量！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自由言论的中心，时论高手、写家云集，先生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为难得！
国*学*参*考
那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已届山尽水穷，国共双方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土上展开空前惨烈的肉搏，尽管和平已成为时代最强烈的诉求，但战争却处于混沌和胶着的状态，根本看不出丝毫罢手的迹象，和平的诉求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徊惶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谁都渴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谁又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挡，拥塞在这交叉路口，乱作一团，开交不得。就是残存着指路的标记，也被血肉涂抹得看不见字迹了。”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们向哪条路走？》的时论中写道：“中国历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大考试。这考试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数，突破两千年来的因袭，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在这篇时论中，以一个“自由份子”的立场，相当透辟地分析了各种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他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外“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革命统一”三个去向。所谓“武力统一”，也就是剿灭政策，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反对势力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先生认为国民党实际上正沿着这条老路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等等一切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争端的方案，“实际上只是有权者的遁词，拿政治来搪塞，做做美丽的幌子而已”。但问题是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剿灭政策因为自己和环境造成的牵制，非但无法奏效，“反给予反对势力一种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民党想藉此保持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面子，换来的将是“更难堪”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和平统一”，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组建联合政府。要使这一去向变为现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怎样使历史传统的个人军队或政党军队变为国防军，怎样使一党掌握或独裁的政权走向民主的实践，才是症结之所在。先生对此不报任何的希望，他认为，要使两个独立的武力集团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后，不是一的扩大，而是数学式的一加一等于二，除非出现奇迹！至于“革命统一”，虽然那时的中国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但革命意味着暴力，必然受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尤其是抗争八年后，人民实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所祈求的是过些和平的日子，厌战的心过于望治之切，视革命为畏途。所以，先生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处不是火药库，但革命尚未瓜熟蒂落。先生对腾传一时的所谓国共分地而治、各据半壁以自雄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对立局面，但那是统治权的斗争，“与今日政权和民主的争取大异其趣”，而且，“当前的形态是错综复杂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势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际范围”，中共建立的边区在陕甘宁，但其势力并不限于陕甘宁，即使在极南的广东和海南岛也有他们的势力，就是政府自身也未必尽是真正的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战争或和平的两个途径，战争则包括剿灭和革命，和平则不出联合政府的范畴，绝不能有不战不和的执中办法。”和平，固然是人人翘首以盼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所以产生的革命力量无法使革命一气呵成。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的‘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先生当然是反对战争的，但实际上中国除了战争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选择。所以，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无奈地说：“人民是迫切地祈祷和平，希望尝一点安宁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急得，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安祥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若战争徒惹成长期的纷乱，打个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和平求出路，则目前一起的决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虑，不要让历史铸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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