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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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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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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先生抵达重庆后，借住在一个同乡的商店里，后经两个大夏同学介绍，到赣江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兼训育主任。
赣江中学系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设在离重庆市区60里的冷水场的一个庙里，有300多学生。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高年级学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员，常常无端滋事，酗酒斗殴。先生既兼任训育主任，自然对校纪校规负有责任，因此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整顿校纪校风，严厉训斥那些无恶不作的学生。但被训斥的学生却不买账，怀恨在心，公然在校内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对此置若罔闻，先生一怒之下，辞去教职，返回重庆。
辞去赣江中学的教职，先生再次失业。就在先生为生计奔波之际，先生得知当年曾经荐举过自己的王毓祥先生正在重庆办理大夏大学的“复员”手续。王毓祥先生此时已是大夏大学的副校长，先生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寄了一首诗，语多问候，实系自荐。王先生本来就十分欣赏先生的才华，接到来信后，便急召先生，委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大学返沪事宜，参与编纂《大夏周报》。
40年代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较量，各种政治思潮这里激荡，各种政治活动在这里展开。在这种氛围中，先生的思想日趋激越。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促成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常前往聆听，其中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现场捣乱，均给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卑视和愤慨。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6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校场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血性青年的爱憎和愤鸣。事后，先生拟以此为题材撰写一本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分十章：（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这本书后来虽没有写成，但从先生拟定的书名和提纲可以看出，先生的个人立场与思想倾向已开始趋向激越了，以致于连他在赣江中学的同事都以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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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重庆前后不足一年半，但对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异常关键的年月。说它“异常关键”，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因此，先生始终对这段时光怀着复杂的情感，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住在重庆一年多，街道的坡度和灰尘，宿舍里的耗子，酷暑的夏季，虽然是胜利的司令台，人们终究不易怀着浓厚的好感；可是一旦要离开了，总有些莫名的怅惘和眷恋；何况在艰难的岁月里，有许多天真的面庞和纯洁的友谊，给你打发了多少寂寞的日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离别的须臾，怎不叫人神往！ ”
1946年9月，先生随大夏大学全体复员教职员一起乘华泰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沿途开开停停，直到10月24日才驶抵南京。26日清晨，改乘火车抵沪。一个多月的旅程，先生写下了许多诗句，后来又以《江上秋风》为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有“细剥核桃数浪花”的悠闲时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叹喂！兹录其中两首七言诗：
船泊奉节
茫茫湖山道路赊，眼穿望不到京华。
东风吹皱一江水，秋雨羁留八月槎。
心伴马头云出峡，人同雁影渚为家。
看书睡起浑无事，细剥核桃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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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自三峡下泊武汉重游黄鹤楼
衣冠几辈浊难分，楼阁依然满夕曛。
胸底险翻三峡浪，眼前幻接十年云。
江山合有诗人藻，竹帛空谈革命勋。
中原血泪民力尽，和平安得戢兵氛。
从重庆到上海，对大夏而言，是复员；对先生而言，则是初来乍到。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先生的身份仍是校长室的秘书，具体负责联系毕业同学，起草各种普通文书， 看起来很平凡，但复校之初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校长室肩负沟通上下、联络内外之责，工作并不轻松，单补发文凭一项就够头疼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上的缠绕！当时大夏校长是欧元怀，副校长为王毓祥，欧王间有矛盾，先生处境比较微妙。 大概从1947年初，先生被聘为讲师，不久擢升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49年2月起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秋季开学，先生同时在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但身份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圣约翰则是教授。而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是上海顶尖的名校，大夏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于理不通，这可能是由于欧、王之间的矛盾所致。尽管如此，上海毕竟为先生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才智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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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份子”
抗战期中，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国共两党周围都各自凝聚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落。在这两大知识群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有声势的“自由份子”群落，他们无党无派，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无时无刻不在急切地寻找内战硝烟笼罩下的中华民族前去的路。他们的言论日趋激烈，却没有以意识形态的语言为某一个政党张目；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但就立场而言，仍然是中道的“自由份子”的立场。先生曾在194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时论中探讨过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及其胜利以后的转变，其中写道：
“抗战期中以至于胜利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意识，有一个大大的转变，好些象牙之塔的学者，因环境给予的刺激，走上了时代的道路，如闻一多先生本是一个连报都不愿意看的学者，竟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即其一例。美国教会世界服务社理事长穆斯博士游历远东返国后谈：‘中国除共产党外，尚有不少自由份子，彼等不能参加蒋主席所领导之政府，故有单独发动变乱的可能。’穆斯博士的观察，有部分的道理，在中国知识阶级的领域中，无疑的有大量的自由份子，他们不愿走入共产党的集团，更不满意政府的一切，他们拥有舆论和民气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见到的，便是国共以外的许多自由份子以及五月间学生运动的表现。这许多自由份子，固然怀着满腔热血，但是欲单独举起革命的旗帜，是不容易的：一则缺乏坚强的组织，再则没有革命手段的武力，并且愿意挺身出来干涉政治的自由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这是中国的中庸主义在作祟。但是他们虽然没有革命的力量，却有左右社会的影响。如果国民党能够领导政府突破当前的难关，实现中山先生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以达到民主的道路，则这些自由份子正是民主的新血液；如果政府继续腐化恶化下去，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将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团的可能。不可否认的，此种现象，已日趋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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