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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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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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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先生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论文，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不仅致力于理论上的阐发，先生还把理论思考所得付诸实践，写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如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以及先生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与以往的通史性近代史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再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而是把近代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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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先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现代史的开始。1978年以后，先生开始深入而全面地反思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延续了30年之久的近代史体系的内在弊端，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等重要论著，虽然这些论著并没有直接讨论近代史的线索，但它们一种不同于“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框架的“新的线索”已呼之欲出。1983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率先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2题，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新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88年6月，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将他长期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主张以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认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和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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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酝酿于70年代末，构思于80年代初，而于80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他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前此流行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已走出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约定格式。先生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他积多年之思探讨“新的线索”的产物。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架构，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采的内容，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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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造之外，先生的“大勋尤在携后” ！早在50年代，先生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导师了，“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又招了7届，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前后达百余名之多，私淑弟子更难计其数。先生曾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 ”这话一点不假，先生在教书和学生上的确倾注了罕见的热情和巨量的心血。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固然是关怀备至，煦煦如春阳之温，就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晚辈，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他的奖掖和提携同样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放下自己手边的著述，给他们提意见，改稿子，介绍出版社，处理他人的稿件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在整个学术界都是尽人皆知、有口皆碑的。有的好心人劝他，应该尽可能给自己多留一些时间，把学界期待已久的著作写出来，先生却在一篇序言的最后写道：“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给，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当今之世，师道之不尊已久矣，而先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回想从师受业的情景和先生的教泽雨露，不胜时雨唏阳之感。翻开《陈旭麓先生哀思录》，其中绝大部分篇什无不是感念师门的记录。如果把身受和亲见先生关怀弟子和提携后进的事迹都写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感人肺腑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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