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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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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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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他去世前半年的学术活动日程表－－
6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戊戌维新90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参加并主持“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8月，出席中国史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参加“史学理论与史学危机”座谈会；
9月，参加上海市川沙县志稿审议会；
10月，参加“近代会党史讨论会”（上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合肥）；“中国社会史讨论会”（南京）；
11月，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上海）；“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广东）。
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先生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因此，每一次专题演讲就如同一阵飓风刮过，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撼！仅仅半年时间，就要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专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又都激起积极的回响，这就尤其难得了！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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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了。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100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就我的陋见所及，这个数字实际上也超出了同时期任何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撰述数量。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还不仅仅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一生撰写、主编和整理的70余部书籍，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除了续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洋洋大观的丛刊之外，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字数都在百万以上，此外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也都颇具规模，累积字数在一千万以上。单看这些数字，就足见先生著述是如何之勤奋了！如果再加上先生那些未及实现的成熟构思，如《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国家教委委托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等，以及替别人审读、阅改的大量稿件，那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 ”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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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先生则不然。“文革”后他已“渐入老境”，但他的“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创造、日新又新的精神，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这的确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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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载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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