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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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这段话虽是就那时近代史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但个人离不开整体，没有超然于整体之外的个人，因此，先生的研究亦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如前所述，先生固已取得许多成就，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而且尽可能地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关怀，但在这样一个文网密织、动辄得咎的背景下，毋庸讳言，其中能够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论著终究是不多的。至于其他一些早先拟定且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计划，如撰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及《梁启超传》等，也都在各种“是是非非”和“营营扰扰”中无奈地搁浅了。这岂止是先生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新陈代谢”

然而，扭曲的历史终究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和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之后，1976年秋天，恶梦般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几乎所有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还来不及弹冠相庆，千百个沉重的问号就已扑面而来。由事变启导的反思，很快就如同江海决堤一般，倾泻而出，千百篇以反思为题，千百种文艺作品以反思为机轴，于是而有思想解放，而有改革开放，而有“新时期”。

这是一场由现实而历史的反思，一场关于民族去路的整体性反思，“十年的怪诞，数十年的革命，一百余年的社会，两三千年的传统，其间的联系与得失，由近及远，结成网络，无不是人们寻思和探讨的话题”。先生对这个激荡的反思大潮曾做过深刻的描述，他说：作为民族的心态活动，这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反思并“没有经过谁的思想动员，更不是宗教的无边忏悔，而是对造神的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对社会历史因袭的精神负荷的必然倾诉。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和各种‘社会相’引起的心灵痛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知识界的共同感受。十年来倾泻而出的文艺作品，触摸政治社会生活的各类文字，席卷思想领域的文化研讨热，它们不是反思的直接陈述，也有反思的因子或内涵。 ”反思的精义，就是要告别前此的迷思，走出极左思潮的迷雾，为民族和文化的再生确立理性的航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说：“反思不是翻烧饼，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回归与开新的统一。”“它的确切含义，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革命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 。而所谓“再认识”，从根骨处说，其实也就是如何重建浩劫之后的民族心智结构。 zgwww.com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亲历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的时候，曾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

其实，先生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先生出众的才华，“文革”后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颇有利用先生之意，但先生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种种劣迹也已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更不屑于趋炎附势，因此，始终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1976年初夏，某报社要《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撰写一版批判洋务运动、旨在借古讽今的文章，先生就以要加强学术研究，不应分散精力，予以拒绝，而且在此之后编写组未再接受此类“政治任务” 。不惟如此，先生还经常以“无声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话语向一些信赖的朋友和学生倾吐自己内心的郁闷和深广的忧愤！所以，“文革”一结束，先生的这种郁闷和忧愤就迅速地转化为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露和批判，并逐渐将这种揭露和批判上升为从学理层面上对民族、历史和革命的痛切反思，孜孜地探寻中华民族前去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成为由现实反思历史的先觉者之一，而且成为民族整体反思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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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合二者之义而一以贯之，他名之为“以史经世”。1978年秋天，他婉拒了复旦大学的盛情慰留，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华东师大，可是“迎接”他的却是“风风雨雨，深文周纳，使他竟然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和博士导师资格也历久不能解决，精神痛苦达于极点。然而，先生并不怯于权势乌云和无端得咎，他说：“书、文章要有精神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 ”这段写在《浮想录》中的话，其实就是他本人最后十年精神风骨的自画像。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巨大的民族精神压力，艰窘的个人境遇，这双重煎熬，不仅没有摧跨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老境侵夺中爆发出旺健的创造力和惊人的学术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上了一生中的巅峰状态。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几乎所有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都可以听到先生那独特高亢的湘乡口音。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695条警句断想中，1978年29条，1980年44条，1985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学术演讲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其视野之开阔，谈锋之机警，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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