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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陈旭麓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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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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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旭麓先生还活着，今年才八十三岁，可是他去世已整整十三年了！本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已是造化所赐，但旭麓先生的突然去世，对中国学术界、对敬他爱他的万千学子而言，却仍不啻是晴天霹雳！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十三年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按原来的计划，先生将于12月2日下午给在校的研究生上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已收到通知了，但在12月1日傍晚六点一刻先生却被可恶的心肌梗塞夺去了生命。半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下午，在肃穆凄怆的龙华吊唁大厅里，来为先生送行的家属、朋友和学生共七百多人无不痛哭失声，甚至连以前从未听到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后来，我曾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个主要司仪谈起当时那种无法抑制的悲伤情景，他说：“那种发自内心的哀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是先生自己导演的。”是的，那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里，有对先生学问与人格的景仰，有对先生晚年境遇的悲愤，更有对先生遽然仙逝的震悼。
他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的人，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已崭露头角的有思想的史学家和有学术的思想者，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即使是在大批判的吼声湮没一切的严酷年代里，仍坚持以爝火萤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症结，并在老境侵夺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又是一个当了整整四十年副教授才进入教授行列的大牌教授，去世时只是才五、六个人的研究室主任，却以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铸就了大匠身后的丰碑！他从50年代中期起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却至死也未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然而在学生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师道的楷模，“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
国*学*参*考
这就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生前声名洋溢，身后长令生者慨叹！他主张“以史经世”，他的经历就是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尽管曾经参与先生遗著的整理，又编过先生的文集，自信对先生的学行和志业已有所了解，但当我开始下笔写这篇传记的时候，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我当然不指望这篇传记能够真切地传达出先生学问的精髓和神韵，也不想把它写成一篇怀古忆旧的纪念性文章，或歌颂先师学问道德的表扬性文字，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我对先生及其近半个世纪治学生涯的理解。
“出湖”
一个人的学行志业总是与他早岁的经历、境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旭麓先生遭逢的是一个“将死”和“方生”交织的大时代。这个时代裹挟了亿万苍生的命运，也左右和主宰了那一代知识人的追求。
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3月31日，陈旭麓先生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湘乡地处“山国”，但仍不免受时局影响。先生祖上多以经商为业，曾祖父一辈家境颇为富庶，但到父亲一辈，已家道中落，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先生年幼时常跟姐姐到田里拾稻穗，他的母亲亦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因贫血而在先生5岁时早逝。先生的父亲虽非经营长才，但经商甚为得法，盈利颇丰。先生7岁时，家中已无温饱之虞。湘乡是理学之乡，重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大约在1926年，白源湾开办了小学，先生遂入学发蒙，随习国语、算术、图画、音乐、体操诸课程。不久，学校停办，先生乃转入旧式蒙馆，课本亦由“大狗叫、小狗跳”变为“学而时习之”。后先生又转学到一所层次较高的私塾，随私塾先生学《左传》、《诗经》、古文、唐诗，以及《近思录》和《昭明文选》等，开始系统地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国*学*参*考
1934年秋，先生离开了湘乡，负笈省城长沙。自清季以来，长沙就已逐渐成为湖南的新学中心，这里有不少新式学校，传授新学课程，如数学、英语等。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读于私塾，所学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去甚远，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抵长沙后并未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倡导“尊孔读经”的学校，校长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多为前清举人、秀才，思想比较守旧，但国学确有造诣。学校课程设置凸显国学教育，虽亦有哲学、小学、地理学、音乐等学门，但哲学课程并不教西洋哲学，而是讲授宋明理学；音乐课不教五线谱，授课乐器也不用钢琴、风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在这种波澜不兴的静谧氛围中，先生在研读经史子集之余，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上“天下定于一”之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聘目畅怀，分韵赋诗。这些诗作后曾结集石印，名曰《一社集》。据先生自述，其内容多为旧体诗，也有少量文章，基本上是风花雪月、感时伤世之作。
虽然孔道国专与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的整体氛围颇不协调，但对先生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深厚的旧学根底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他的喜欢填词赋诗与“一社”的活动也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更何况先生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实际上，先生博览旧籍之余，也接触了不少新学论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这些新学论著在30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书籍了，但对于一直浸润于经史子集的先生来说还是足以振聋发聩的。孔道国专自以倡导国学为务，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在外患迫来的时代兴起，本身就寄寓着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据先生回忆，当时国专里有位姓赵的老师，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每出作文题，不是论历史上的外患入侵，就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命题。先生的作文，时常得到他的称赏。有一次，他还在先生课堂习作后批了一首七言诗，最后两句是“心有阴符谁可授，圮桥坐得到天明”，诗中以圮上老人自况，将学生比作张良，已由平日的称赏变为殷切的期待了。
国*学*参*考
在长沙孔道国专的那段岁月，给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名山胜水更成了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之源。后来，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深情地写道：
“衡山、岳麓、湘江、洞庭，故乡这些名山胜水，是天下皆知的。我在青年时代，常倘佯于湘江之滨、岳麓之巅，山上的森森古木，江中的争流百舸，是多么熟悉。我原名修禄，嫌太俗气，十几岁时到长沙读书，改名旭麓，名字与岳麓山也发生了联系。可我多次从衡山脚下走过，却没有去爬祝融峰，我在洞庭湖不远的长沙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湖上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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