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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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6-12-30

引言

民国著名学者柳诒徵给许多人之印象，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实则，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易言之，他是一位非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者。

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

我们所要分剖的，是柳氏所谓"政治"、所谓"实用"，其具体内涵为何？大体言之，此种内涵，乃以儒学理念为本位，以传统文化为实用手段，以现实政治为实用目的，最终将其价值趋向定位于今而非古。他想通过史学桥梁，以确立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收拾世道人心，使国家与民族在儒家精神上统一为一体。他所谓"政治"，实际是指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在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这个大目标下，"真"不"真"的问题当然得退居次要。不但退居次要，而且压根就不存在"假"不"假"的问题。只要在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的最高层次上是"真"的，那么，在其他层次上也必然是"真"的。而且，他根本就不相信他人所指为假的对象会是假的。所以，柳诒徵实际是在"价值"的层次上而不是在"存在"的层次上来讲史的。 LOVE GUOXUE

但是，悬置其最高的"价值"层次，下降到单纯的史的层次，柳诒徵又有其自成系统的史论。所以，柳诒徵的史观有两个层面。最高的层面乃立足于价值，属于思想指导的层面，即以儒学为指导、以史学为途径、以文化认同为目的的政治实用主义。较低的一个层面才是"史"，即具体的学术展开，亦即以"礼"为核心的历史学。历史学继续向下展开，又形成诸子百家、各种学科，所谓"史为一切学术之所从出"。这原是古文经学派以至晚清国粹派一贯的学术系统论，我称之为"史学中心论"。

历史学在柳的知识结构中处于最前沿位置，纲领全部。所以如此，原是因为"史"乃是儒学理念统领下的"史"。易言之，"史"就是"经"，"史术"通贯着"经术"。儒学的核心，乃是"礼"。最大的"礼"，是文化认同与人心向一。有了这个东西，也就有了秩序，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才能得到定位。所以，"礼"是名教，是"政治"，具有实用和实效。脱离了这个大目标，历史学也就没有价值了。

一

冯友兰先生曾经把民国史学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1]。提起信古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史学大师柳诒徵。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异议派史家，也是现代儒学的中坚人物之一。他推尊孔子，宣讲儒学，注重孝道，主张读经，迷恋三代，肯定正闰，多与"五四精神"相左。而且，特别重要的，由于他曾经直接反对疑古疑经的顾颉刚，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民国"保守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戴上封建主义、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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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五四"也都发生过了，柳诒徵为什么还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抱残守缺"的位置上？是他的知识结构和性格自然而然，还是他故意如此？假如是后者，他的用心究竟何在？

冯先生喜欢疑古反对信古。实际上，他的划分并不确切。对此，包括顾颉刚本人，都曾经指出过[2]。但是，假如说民国史学包含"致用"与"求真"两系，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而疑古属于求真，释古、信古属于致用，当亦大致不差。柳诒徵正是民国时期信古的致用派史学大师。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信古，而在于为什么要信古。照冯友兰的解释："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就是说，之所以信古，是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信古的特征就是对史料不加审查就"直信其票面价值"；信古派的价值就是没有价值，因为他们"不久就要消灭"。

这种看法从30年代直至80年代初，除变本加厉外，基本内容从未改变。例如，"信古派"是"传统的封建史学的尾声"，是"维护传统封建学术的守旧学者"、是"声势强大的信古的封建史学势力"，"是一些耽心世道人心受到损害的深深信奉封建思想的苦心保卫传统学术的人士"[3]等等类似的话，是人们听惯的，它把信古派的人员构成、信古原因、基本特点、价值取向、阶级性质等等，都点出来了。而柳诒徵其人的文化学术性质也就可想而知。只是9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古文经学派、传统儒学等的被重新评估，人们才开始对柳的学术思想给予新的审视。 zgwww.com

诚然，冯友兰等人未免太小瞧了信古派，其指责貌似堂堂，实则并未入其堂奥。因为，从信古的立场看，他们所以对史料"不加审查"，乃在于他们相信那些史料本来都是真的，亦即无须审查的。无须审查的东西，你让他审查什么？无须审查的东西，要么是信仰的对象，要么是已经审查过的对象。而冯友兰所谓史料，在信古派那里，实际是作为信仰物而存在的。对人的信仰进行实证化的指责，是为驴唇不对马嘴，信古派当然不会服气。

信古派的第一干将刘（左提手，右炎）藜是"南高"的学生，所以，作为"南高名师巨儒"的柳诒徵，本来就有信古派总后台或"幕后黑手"的嫌疑。表面看，疑古派及后世学者的批判目标主要是刘，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对手却是柳。而且，1924年，柳著文批评顾颉刚[4]，曾经直接与古史辨派发生学术冲突。当时的史学社会学行情是：疑古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反疑古就是保守，就是封建，就应当给予迎头痛击。所以，柳受到顾、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激烈反击，被指责为"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太轻蔑"等等。魏建功还特别从方法论角度批评他不重视"辨伪和正误的工夫"，"闹出一面赞成考史、一面仍旧以原有史籍为可信的笑话来。"[5]对此，柳氏均不予置答。于是，有学者想当然地认为他"败下阵来"了。实则，终其一生，其反对疑古的态度毫未改变，不存在"败下阵来"来的问题。解放初，作《我的自述》一文[6]，重申尊古立场，就是明证。而且，1935年作《讲国学宜先讲史学》，已从侧面甩给"古史辨"一枪，提出：疑古之风不是"求真"，而是"一种毛病"，因为"只讲考据和疑古辨伪，都是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再进一步说是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说就是讲学问不要有用的。"直接把"实用"与"政治关系"视为治学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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