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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风与唐代监察制度：开放、包容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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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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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唐代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了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
史家历来称颂“汉唐盛世”，而以“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为代表的唐朝，更是中国历史上政风最佳的时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唐初盛世的形象化写照。而富有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是这个大好政治局面的有力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政治、经济的腐败，化解了不少尖锐的矛盾，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唐代监察机制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启示。
唐代监察机制顺应历史潮流，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一:开放性
唐朝是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王朝。唐朝曾与白衣大食(其中有今之西班牙)等300余国或地区往来，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唐太宗以博大的胸怀，看待外国。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认为，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不必猜忌”，如与他们搞好关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潮州、交州、广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中国船队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唐朝皇帝都积极了解外部世界。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京后，唐太宗便让他写出南亚次大陆及西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详情的《大唐西域记》，玄奘用一年时间写完，成了世界名著。即使被史家斥为“昏庸”的唐僖宗，也很熟悉西方世界。他在接见伊拉克人依宾瓦哈伯时，在向他了解阿拉伯世界情况后，告诉他:伊拉克(阿拉伯)、中国、突厥、印度及希腊是世界五大强国，并向他展示了皇家收藏的摩诃末(即穆罕默德)、摩西、耶稣等各国圣人像，并熟知他们的史迹，瓦哈伯深为折服(张星火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唐王朝在首都长安设置鸿胪寺等机构盛情接待外宾，其中除使节外，也有商人、文化人等。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指出:“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简史》里描述中国汉唐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这个赞颂并非过誉。 国*学*参*考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二:包容性
唐朝是各民族融和的王朝，中央王朝对外国人，对国内各民族，都很包容。历史学家向达指出: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朝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后裔，政要李正已是高丽人，著名诗人、《西厢记》祖本《莺莺传》作者元稹的祖宗是拓跋族(参见《旧唐书》)。更有不少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等，来华做官，或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其中有些人，与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包括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时长安人口“不啻百万”(《韩昌黎全集》)，据近代学者研究，外国人——主要是西域胡人的人口，超过万人，当时长安城东的一位老者，曾感慨地说:“今京师与北胡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陈鸿《东城老父传》)长安城内，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中、外宗教，一起风行。胡乐、胡舞、胡食、胡药，已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
唐朝的时代特征之三:宽容性
唐朝的多元性，导致了唐朝政治文化的宽容性。宋代理学家程颢、朱熹都指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无礼之事，不以为异。”(陈登原《国史旧闻》)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及其唐王朝，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相当宽容的。《唐律》中没有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条文。从敦煌的文书来看，夫妻离婚，仍相互尊重，丈夫备马礼送妻子出走。至于皇帝娶弟媳、皇帝以儿媳为妃、女性称帝等，都是外来的游牧民族遗风所致，朝廷上下不以为非。朝政更是如此。魏徵为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徵过去是我的政敌，但他只是忠于他的事业而已，我照样重用他，怎么可以“妄生谗构”？遂斩诬告者，依旧信任魏徵。贞观十九年(645年)，高丽王高藏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者来长安，向太宗献二美女，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孩离开她的父母兄弟于本国，如果我爱其貌美而伤她们的心，我不做这样的事。遂让这两个女孩回国(吴兢《贞观政要》)。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 国学×参考
唐代监察机制的特色
第一，以人为本，将司法与监察有机结合
唐代尽管中外思想交汇，多种宗教并存，但唐朝皇帝尊奉的是儒家。儒家学说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大君权，而是限制君权。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逻辑上就是对不爱百姓的帝王的否定。孟子更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百姓放在首位，这是“仁政”的核心。唐朝开国者李渊、李世民在总结隋代灭亡教训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李世民主政后，确立了“安人宁国，先存百姓”的国策，强调“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因此，“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贞观政要》)，也就是依法治国。而“用法务在宽平”(杜佑《通典》)强调宽宏、平和。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与隋律相比，500条中死罪减少92条，改流罪为徒罪71条，同时删去除反叛恶逆不道外“兄弟连坐俱死”的条文。唐太宗反对在法令中“多为隐语”，主张法律透明化，让吏、民明法，避免触犯法网。更强调慎刑，尤其对死刑特别慎重。早在贞观元年，太宗便指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四年全国判死罪的犯人只有29名，开元二十五年才58名，故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刑律以唐为得中，而《唐律》并无凌迟、枭首、戳尸诸法。”(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这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唐太宗还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贞观政要》)，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九卿议刑”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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