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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基本学术理念：怀疑的态度与历史演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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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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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情况促使本文的写成。在对史学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史学乃至不同民族例如中西史学在学术层面上的共同理念是什么？或者说历史学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民族那里的学术上的共同的基本追求是什么？当前历史相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主流史学中历史进步观念、史料的真实和史学的科学信念。人们在欣喜它给史学带来可能的解放和美好发展前景的同时，却不能不考虑它可能导致社会对史学学术价值的彻底否定。换言之，史学从业者面对这种挑战如果退让的话，那么是否有最基本的底限？这两种诉求最终促使笔者，通过一些个案，对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历史学学术层面的基本理念进行分析与概括。
一、层累造成说中的态度与方法
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受到崔述的不少影响和启发。他发表在1923年《读书杂志》第9期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称：“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①]若干年后，关于崔述他还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②] 顾颉刚在反思古史辨时说过，“远在清代中叶，大胆的崔述已经本其宋学的‘卫道’精神和汉学的考据方法，把一部分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一笔削去，他所著的《考信录》，真是清代史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奇书，其目光的敏锐和史学方法的谨严，在近代的史学界上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因为限于时代，一切的研求还是不够彻底。”[③]关于这种影响，顾颉刚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达碎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鸟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④]事实上他是受到过崔述的影响的，1926年4月20日完成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承认，“辨证伪古史方面。这二年中，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证以外，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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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态度。崔述：“舌生于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于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因此，“人言不可尽信。”[⑥]
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的要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⑦]。
顾颉刚的这些思想在崔述那里已经初露端倪。崔述有“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之论。“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⑧]。顾氏“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之说，几近其翻版。
此外，崔述有“虚言衍成事实”之说。他举例说，“《春秋传》有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后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后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忧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愈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后人之所云云也。”[⑨] 这里已经潜藏着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后两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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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顾颉刚对崔述有所突破，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崔述“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们现在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⑩]；而且，“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他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11]
与层累造成说相关，胡适也对顾颉刚发生了影响。对此，他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常根据他从西洋得来的治史方法，考证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于是古代史的威信更为动摇。颉刚等身逢其会，便开始提出古史上诸问题加以讨论，‘古史辨’便在这种情态之下出现了。”[12]
许多时候胡适看重证据，呼吁“拿证据来！” [13] 还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14]这就是他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15]。在胡适看来，没有证据是万万不能说话的，足见他对史料的重视。但是，胡适心目中的“事实”、“真实”、“实在”又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16] 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史料的重要性，而只是历史研究者主观意志的至高无上。经验论者的“观念服从事实”和先验论者的“观念至上”，矛盾地交织在胡适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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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并非只求事实，还强调“学理”。他反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以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影响胡适的具体人物，最主要的分别是赫胥黎和达尔文，他自己承认，“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17]
进化论给了胡适“历史的态度”和“存疑主义”。所谓“历史的态度”，在胡适看来就是要研究事物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是怎样从过去发展到今天的样子。胡适的这种态度主要是由进化论造成的，“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18] 所谓的“存疑主义”，就是只有那些证据充分的知识才是可信的，相反凡是没有充分证据的，就只能对它们表示怀疑，说得过激点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19]。关于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关系，胡适也说过，“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20]
实用主义继承了“历史的态度”和“存疑主义”。实用主义显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的，胡适以为，实验主义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子孙。”[21] 实验主义还给了胡适，“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22]的方法。实验主义的真理论认为，真理是历史的，是人为的，它是人造出来为人所用的；由于它对人有用，人们才冠以“真理”的美名。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存疑主义”，即对现存真理的怀疑。怀疑的目的就是建立新的真理，为了建立真理就要重视证据，于是造就了“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正如胡适所说：“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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