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战》与《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在《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上一部作品中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王向远说，“但由于露骨地‘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黑白颠倒，谎话连篇。”
与前后判若两人的石川达三不同，火野苇平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日本军国主义战士。他和他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
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日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士兵们具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LOVE GUOXUE
然而对于中国人，火野苇平却道出了“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火野苇平的侵华文学作品，被军部宣传机构大力推广传播，他本人也被捧为“国民英雄”。
“整体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王向远指出，一方面，侵华“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文学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局面。
半途而废的侵华文学反思
鉴于“笔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在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人，其中规定：“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文学者——也在追究之列。”
国*学*参*考
在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文件的支持下，日本文学界内部开始了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揭发和追究。1946年1月，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等创办《文学时标》杂志，设专栏渐次点了战争协力者的名字，包括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40多人。1946年6月，日本左翼杂志《新日本文学》发表了小田切秀雄《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一文，点出了包括火野苇平、尾崎士郎在内的25个作家的名字。
然而，这样痛快又合情合理的揭发和声讨，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不久便走调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等人，在战后初期的重要杂志《近代文学》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犀利地指出：“要追究文学工作者在战争中的责任，首先应讨论追究者的主体资格问题。可以说，在战争中完全没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是绝无仅有的。”这样，既然谁都没有资格追究，就等于谁也不会受到追究了。
王向远说：“这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文学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主流态度，在这种论调下，文学界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和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被《文学时标》和《新日本文学》点名的几十个文学家，除了小部分人后来陆续被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定为战争责任者并给予开除公职等处分之外，大部分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ZGWWW国学文摘
直到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才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名单，其中包括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3人被提出异议，准予不受处分。而那些受了处分的文学家几年后又全部恢复了“名誉”。王向远由此总结说：“无论从行政手段上，还是思想上，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文学家都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没有做过真正的反省。”
日本右翼文人为侵华战争辩护、美化、翻案的重要“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都积极协力侵华战争。战后，日本右翼文人又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美化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肆无忌惮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而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认为，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日本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渡部升一说过：“南京事件”就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因而，右翼势力要肯定‘大东亚战争’，就必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王向远说。
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一个人预谋着日后翻案，他就是田中正明。此人1933年加入松井石根为会长的、打着“兴亚”旗号实则琢磨着如何统治中国及亚洲的“大亚细亚协会”，1937年应征入伍，出版过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书，1946年被占领军指为G级战犯，被除去公职。 国学×参考
松井石根被东京法庭判处绞刑后，田中正明愤愤不平。在为松井举行的秘密葬礼上，他得知了一件事：在参与东京审判的11法官中，有一个名叫帕尔的印度法官，他写出了一份长长的判决书，称东京审判不过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A级战犯“全体无罪”。这个判决自然未被采纳。但田中正明兴奋不已，他想尽一切办法秘密借到了这份百万字的判决书，并将它抄录下来，以待日后使用。
1952年4月，田中正明出版了日本战后、也是东京审判后第一本系统地试图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为日本侵略战争全面免罪的书——《真理的裁判：帕尔的日本无罪论》。
此后，田中正明又利用帕尔的“日本战犯无罪”判决书，做了许多文章。1984年，他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主要依据日军自己的堂皇记录，以及松井石根日记中的“真实叙述”，绞尽脑汁地为自己的老主子和南京大屠杀翻案。
田中正明的后半生，倾其全部精力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抹杀。“可以说，田中正明以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王向远说。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右翼思潮。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铃木明、富士信夫、板仓由明等一批右翼文人，他们或撰文著书，或举行公开演讲，或在电视上露面讲话，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大合奏。其中堪称“旗手”的人物是东中野修道。 国学×参考
东中野修道(1947-)，1971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1977年大阪大学读“博士课程”，现任亚细亚大学法学部教授。2000年，他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出版发行。书中的论点令人瞠目结舌，比如他认为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不是日军，而是中国军队及所谓的“反日搅乱工作队”，认为至今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证人夏淑琴女士是个“假证人”。他还“不辞辛苦”地从成千上万真实的照片中，挑出五张不能确定背景与内容的照片刊于卷首，并挨张论证了这些照片的“伪造性”。
东中野修道对南京大屠杀的抹杀，赢得了日本右翼同伴的叫好。藤冈信胜吹棒说：“此书的出现，使南京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由于这本书，而构筑起了批判张纯如《南京暴行》的学问的桥头堡。”
对于这些日本右翼言论，王向远认为，尽管猖獗，但现在看来尚未成为主流。日本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学者与文化人对右翼言论加以批驳，但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忽视右翼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其危害性。
对日本右翼言论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王向远的《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在中国目前还是第一本。“这不是一本反日的书，”王向远说，“我只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日本民间右翼文化人的挑衅行为给予必要的回应。” 国*学*参*考
天皇的象征意义，与“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和“武士道”的“忠”、“勇”意识结合起来，对日本国民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动员力量
为什么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文人，以及某些内阁成员，仍未从侵略战争的迷梦中醒来，而总是千方百计企图美化侵略，歪曲历史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总结了日本右翼文人基本言论的三个特征：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为基本特征的“皇国史观”、免罪情结，以及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这些日本右翼文人对言论自由的民主原则肆意加以恶用，散布不负责任的、肆意伤害中国人民、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的暴论，实质上是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文化侵略的继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宝煦也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解析。
共同体意识与武士道精神
新世纪：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哪些特点导致了一些日本人美化侵略战争、抹杀罪行？
赵宝煦：日本历来视家、国为一体。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忠、孝一致，要求国民以孝敬父母的心情，效忠国家。而且不仅把“国家”家族化，其他各种社会机构、政治机构等等，也基本上都“家族化”了。 zgwww.com
这就使得各种集体、企业、公司以至社会团体等等，只要是一个集体组织，就成了一个“家族式”的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除去是家庭的成员、国家的国民外，他还是若干性质不同的“共同体”的成员。各种共同体内有其一定的秩序规则和伦理规范，这就是所谓“共同体意识”，或称之为“团体主义精神”、“团体归属主义”或“忠诚团体意识”。
而各种共同体中一个普遍性的秩序规则就是“内外有别”。对共同体内部，强调“以和求存于全体之中”、“妥善地保持一体之大和”；而对共同体外部，则是无情竞争，甚至是残酷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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