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悼亡诗》中写道：“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眄枕席，长箪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夫妻永诀，触景皆情。诗中吸纳了民歌风，清新自然。

　　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在《西晋士人心态变化与玄学新义》中指出：“西晋纵欲之风大盛，士人社会存在一种寻欢作乐的浓烈气氛。道教养生术之一的房中术在当时上层社会十分流行，这给纵欲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借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潘岳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因稀少而显得越发可贵。
为魏晋写尽悲凉

　　南北朝时梁代钟嵘在《诗品》中将其诗列入上品，
并说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潘岳的名字往往和陆机并列出现，同为西晋文学界NO.1。

　　潘岳的赋，今存20篇以上。当时最负盛名的赋，当是《西征赋》、《秋兴赋》这些大赋。其辞采之美，在西晋同类作品中都是很突出的。除此两赋外，尚有《藉田赋》、《闲居赋》、《笙赋》等，都是当时名作，嗣后皆为《昭明文选》收录，影响至大。《文心雕龙》评“魏晋之赋首”共八家，潘岳是其一。

　　必须能作赋，尤其是能作大赋，才能称得上“大才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观念，而大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能写出大赋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每个时代被公认为大才士的人总是寥寥无几。潘岳写了《西征赋》6000多字，是整个晋代篇幅最大的作品，左思的《三都赋》也不过3000多字。左思写《三都赋》花了十年工夫，虽产生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其艺术成就不能和《西征赋》比肩。陆机写赋力求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又力求最精警的语汇，写起大赋来十分吃力，总是写不成。他原本要写《三都赋》，让左思抢了去，终生遗憾。后来他的弟弟陆云不断劝他作《二京赋》，并建议他不妨参照《三都赋》，他一直写不出来，他的传世大赋只一篇《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巧而碎乱”，现在我们读读，确有逻辑不清、前后重复的毛病。只有潘岳写大赋从容不迫，如“锋发而韵流”，十分顺畅。

　　徐公持先生则说，潘岳的抒情小赋，其实有着更高的文学价值。其中佳者，还是一些宣泄私情之作。如《怀旧赋》、《悼亡赋》、《寡妇赋》等。对人生的不幸者充满同情哀悯。

　　“潘岳之文，以哀诔最为著名，仿佛汉末蔡邕。”哀诔文是实用性甚强的一种文体，潘岳写了很多，中间有不少讨好钻营的文字，写给皇帝公主皇女公卿什么的，连绵相续，可作一部西晋前期帝王权臣哀诔史来看。但他最出色的哀诔文，还是为亲友所撰诸作。如《阳城刘氏妹哀辞》。此为胞妹而作，开头即见精彩：“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踯躅，立闻其声。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长叫，痛我同生。”以比兴开篇，于诔体中实稀见，潘岳用之，令人“立闻”其哀号长叫之声，颇收振发奇效。

　　潘岳骨子里是个真诚的人，写东西作不了假。别的文章大家替别人作哀诔文这种应景文章，都是老一套轻车熟路，加上些词藻修饰，无泪装哭，很是做作。潘岳的哀辞，无论是王公将相亲属朋友，甚至孤女婴孩，都写得哀伤凄婉，沉痛之极。有些哀诔虽是代笔，可那里面的悲哀既是别人的，更是他自己的。正因为他对痛苦人生有透入骨髓的体验，所以他对人生痛苦才具有深广的同情，好像整个人生痛苦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史书上说潘岳“尤善哀诔之辞”，其奥秘大概就在这里。

　　潘岳和左思，是可以比照来看的。从先天条件来看，潘岳少负才名英俊无比，而左思绝丑，在矫情自饰的世人眼中，可能压根就没占据过什么位置。不仅洛阳群妪“乱唾之”，而且他的父亲也不重视他。陆机鄙称他是“伧父”，认为他是粗野、鄙贱、缺乏教养的人，陆云给哥哥写的信中虽提及“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对作者却以“世人”代称，连名字都懒得提起，轻视之至。这样的两个人，左思显然活得更郁闷，但偏是左思，“质胜于文，有正大浩然之气，笔力雄迈，陶乎汉魏”，形成“左思风力”。衔着金汤匙出生的时代宠儿潘岳，到头来变成了一个悲情作家，个人生活也是悲剧收场。

　　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高占祥在文化部工作期间，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并实施了“德艺双馨”评选活动。他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面有“色艺双绝”和“色艺俱佳”的提法，他灵机一动，去掉“色”字，改成“德艺双馨”，可见影响深远的“德艺双馨”评选活动源自传统文化。

　　从“色艺双绝”到“德艺双馨”，背后是强烈的时代要求。这两个既老又新的概念套在潘岳身上，他是只做到了前者，而远远达不到咱文化部的评选标准，想做个当代楷模那是没戏了。在古代，虽然没有“德艺双馨”的说法，但元好问一句“文章宁复见为人”也算给潘岳定了性——文品与人品严重不统一。

　　后世评潘岳诗句，以元代大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之六最为有名：“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认为潘岳文品与人品严重不统一。

　　潘岳50岁时，辞官奉亲，在洛阳闲居。关起门来，潘岳清夜扪心，据案几而长叹：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苏州名园“拙政园”之名便源出于此)；出了门去，潘岳在权臣贾谧行经的大路上，远远地看到高车驷马扬起弥天弥地的尘土，马上低首垂目长拜下去。这样两幅堪作鲜明对比的场景，主角竟是同一人，难怪元好问会吃惊不已，欲不信又只能相信。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公持先生说，潘岳为人诟病的“拜路尘”、“构陷愍怀太子”等越出廉耻界限的行为，显示出他在权势方面欲望过于强烈，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来分析，潘岳所为在当时不是异端，也不是特例。

　　当时的士人群体，已找不到像嵇康那样执著认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也找不到像阮籍那样在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中依违避就内心极端苦闷的士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婴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

　　这种士人群体的集体道德堕落(即“士无特操”)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说，西晋一朝的建立，借助于不义的残暴手段。建立之后，没有一个有力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混乱的政风导致混乱的政局，也就是“政失准的”导致“士无特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代诗人北岛的诗可以注解那个时代。当我们将潘岳和嵇康作比时，两人情怀高下仍然显示出云泥之别。潘岳的个人行为不值得肯定，但由他可透视出西晋文人的历史处境。其实任何时代的文人都是时代造成的，一旦历史出现循环重复，潘岳式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潘岳不觉得陌生的原因。

　　河大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潘岳的现实意义是警示现代的文人，在一个浮躁的动荡的社会里，该如何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潘岳，是个没有守住的人。

“卷入党争”泥足深陷

　　潘岳投身政治，
是由他的家世和社会关系所决定。潘氏一门，自汉末到西晋没做过显宦，约属于中级门阀，但以文学名世，被一些高门世族看重。潘岳的岳父杨肇一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看重潘家名声同其联姻。

　　门阀士族社会是非常看重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婚宦关系的，潘岳入仕，势所必然。潘岳一开始投身于权臣贾充门下，贾充死后，又依附于煊赫一时的杨骏。“骏败亡”，他侥幸获免，又以贾氏故吏的身份投靠“权过人主”的贾谧。

　　贾充在司马氏篡权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曹魏皇帝曹髦就是他指挥杀害的。晋朝建立后他将女儿贾南风嫁给了晋武帝的傻儿子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力保司马衷太子地位，为日后贾皇后和贾谧把持朝政埋下伏笔。

　　潘岳在50岁时在《闲居赋》中总结自己做官经历：从二十岁到四十多岁，曾八次调换工作岗位，一次提升官阶，两次被撤职，一次被除名，一次是自己没有就任，三次被外放。一直在六七品的小官位上徘徊。一个“才名冠世”的世族子弟，为什么这样坎坷呢？

　　潘岳少为“奇童”，22岁写《藉田赋》声名大噪。藉田是一种昭示“以农为本”的国家大典，目的是起到“劝农”的示范作用。潘岳这篇赋不但舆论叫好，皇帝也读得舒服。这一来倒坏菜了，《晋书》中说潘岳才名太盛，遭到众人嫉妒，从而长期沉沦下僚。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潘岳坚定地站在贾充一边，而贾充因种种考虑并未重用他。在此期间他的岳父杨家也开始衰微，给潘岳使不上劲了。

　　才高名大长期沉沦下僚，潘岳心情焦虑，32岁已长出白发。这一年秋天，他挥笔写下著名的《秋兴赋》，抒发他长期忍受压制的抑郁凄凉心境。

　　公元296年，潘岳50岁了，他写《闲居赋》，总结不如意的前半生，他找出自己仕途失败的原因是“拙”，他决定弃“拙”取“巧”，择木而栖，他选择贾谧作为遮天蔽日的大树。“大树之下好乘凉”，他很快升了著作郎，从著作郎转散骑常侍，迁给事黄门侍郎，他为贾谧做诗赠陆机，为贾谧讲汉书，愈益成为皇帝和贾谧的亲信。这时候就有了“拜路尘”一事。设想如果潘岳城府很深，他大概讲究一下对贾谧感恩戴德的方式和限度，但因他不善掩饰情感，缺乏政治智慧，表现得就很过火和拙劣。

　　公元299年，潘岳53岁。这年年底，发生了一桩很大的事：愍怀太子被废为庶人。愍怀太子非贾皇后亲生，对贾后、贾谧专权深为不满，一旦太子即位，贾家很可能有灭顶之灾，所以贾皇后、贾谧处心积虑要废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