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讯 从１９１２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２４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１２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４８０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

鲁迅２４年收入４８０万元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９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７００多元，相当于现在的２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４０元。

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７００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

从１９１２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２４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１２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４８０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从１９１２年５月初（鲁迅３１岁）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５５岁）在上海病逝，这２４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１１．１％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１．３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１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２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５００多银元（约合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十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１９１２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０多元；１９２６年一块银元约合今人民币４０多元；１９３６年一块银元约合今人民币３５元。）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２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２４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９６００多册书籍和６９００多张古文物拓片，共１．６５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９年，在上海已经可以不为几个钱替“官场帮忙”或为“商场帮闲”，他完全靠版税靠稿费生活。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４０元。

“康公馆”每年花销８０万元

康有为５５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１４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人民币８０万元。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１８９８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的通令，流亡异域。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几次参与复辟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他１９１３年回国后，大半托庇于上海、青岛、大连的租界内。

康有为除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于１９２２年去世外，他还有５个妻妾和６个未婚子女，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１０个女仆、３０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光是消耗大米，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１７６斤），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４００银元以上。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１２银元，共计每月支付工资５００银元。

康家５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５银元，儿子每人两银元。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平均每月总开支２０００银元左右。

“康公馆”这么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宪政党给的。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中堂七尺者三十元（银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元。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此项收入每月在１０００银元左右，合今天人民币四五万元。

顾颉刚年收入超过４０万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５年年初，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北大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２８０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２万元；次高２６０银元；最低的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８０名。

“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座，按授课钟点每小时５元计算，如果每周８～１０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１６０～２０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元。

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５０～１０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５０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７万元；副教授一级月俸３４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２万元；讲师一级月俸２６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９０００元；助教一级月俸１８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６０００多元。这比５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顾颉刚１９３５年４２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４００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１６０元。月收入共５６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２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元（合今天人民币３０万～４０万元）。

１９３１年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６００元；加上稿酬版税收入。当时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大有胡适之、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师大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１５００元（合今天人民币５万元）。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免费的。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到了１９３５年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摘自《文化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