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不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不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