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会组织，在全国普遍存在。在传统的工商业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行会。大城市如苏州、杭州、宁波、汉口、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行会组织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苏州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杭州的各种手工业行会组织，在清代以前，就已有自己独立的行规。所谓“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入清以后，有些行会组织还加以“拓新”。宁波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商业行会已经十分强大。行会商人在经营对外贸易方面，经常采取联合行动。汉口在同一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各行，以及在汉口经商的云、贵、川、陕、粤、西、湖南等省商人，均各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即所谓“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广州在十九世纪初期，每一种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彼此划分的行业，各有其本行的规章惯例”。上海在同一时期，单是各地商民在这里建立的行会会馆，就有十三处。北京的工商会馆，在清代前期也有近四十处之多。有些中等城市，也有相当完整的行会组织。如长江中游的沙市，运河线上的临清、济宁，都有专门的行业街道。沙市在明末清初已“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临清、济宁也都有专行的行街道和独立的行规。内地小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城市中，出现行会组织的，也相当普遍。四川汉州（今广汉）各行各业，“入铺出铺，各有礼仪”。大足县中，缫丝、瓦木、染色、成衣等业，都有行会。地处塞外的归化城，在十八世纪初，工商各业已形成十二行，各行各业都有定名为“社”的行会组织。集镇亦复如此。大的手工业集镇如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和江苏的盛泽镇，都有悠久的行会历史。一般农村集镇中，也不乏行会存在的迹象。在安徽、四川的一些小集镇中，行会壁垒森严，不下于城市。在广东，甚至在农村中，也有会馆的设置。

　　从清初至嘉庆，行会组织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在苏州行会组织的会馆或公所中，已知其创建年代的，有机业公所等三十九所。其中创建于清朝以前的只有三所，创建于道光以后的有九所，其余二十七所，均为康、雍、乾、嘉四朝和道光初年所创立。上海行会中，实力很大的商船会馆和海州帮商的高宝会馆，也都是清朝初年创立的。这些会馆或公所的创建时间，不一定就是行会的成立时间，有些行会的成立，可能早于会馆或公所的创建，甚至会早得很多。但是大批会馆或公所的创建，说明行会的力量，在有清一代有所发展。

　　清代行会组织在工商业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现存的一些手工业行会规条中可以看出，从清初到嘉庆时，行会关于学徒、帮工的限制，非行会手工业者的排斥，产品价格、工资水平的统一和原料分配、销售市场的限制等等，都有十分严密的规定。一直到道光年间，许多行会在排斥非行会手工业者方面，仍然规定外来客师新开店铺，须出牌费“入公”；在限制学徒和帮工方面，仍然规定客师“不得蒙混滥请”，学徒“出一进一”，“不能擅带”；在统一工资水平方面，规定不许“低价包外”，“徇情受用”；在统一产品价格方面，规定“同行公议”，“不准高抬，亦不许减价发卖”；在原料的分配方面，规定“公分派买”，“不许添减上下”，在销售市场的限制方面，规定“新开铺面，不得对门左右隔壁开设”，也“不准挑担上街发卖”。所有这些，说明清代行会对城市工商业，保持着相当完整和严密的控制。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引起劳动分工的增长，一方面也引起行会数目的增加。原来属于一个行业的行会，现在分裂为几个行会。彼此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工限制。这在手工业行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中，就划分众多的小行业，分别组成自己的行会。各行之间，“主顾有定，不得乱召”。在苏州的丝织业中，“机张须用泛头，有结综掏泛一业，练丝有槌丝一业，接经有经接头一业，织花缎有上花一业”。均系“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有的行业，产与销都是“各归各业”。如苏州线业中，张金业不得兼营金线业，金线业亦不得兼营张金业。各分界限，泾渭分明。这说明在行会制度的条件下，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比，没有改变手工业的小规模性质，也没有促进行业之间的自由竞争，而只是促使相近行业分成众多的行帮组织，进一步造成城市工商各业彼此之间的对立和隔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