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载，１９００年的下半年到１９０１年的上半年一年间，中国的大地上充满着火药味，八国联军的舰队进驻了广州、福州、上海、青岛、旅顺等各大港口，并沿长江游弋到了重庆；在北方的直隶、山东等省，义和团、清朝官军、八国联军打成了一团，直打得天津七月份失陷、北京八月份失陷，朝廷拉着参战官军仓皇西窜，而官军精锐部队（袁世凯部）于山东坐视不管。

　　 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　　 　　算一算，从天津８月日起兵进发北京时不过一万六千多人，可这一万六千人只用十天时间便于８月１４日攻进北京，赶走了清朝皇帝。当时仅北京的城防守军（官军，不包括义和团）就有三万多人。

　　他们的武器好吗？

　　还没有清朝官军的好。有英国公使事后给其政府的报告为证:"由于意大利公使的好意，他送给我这份报告单，我把它随信附上，因此我能够使阁下掌握关于那些武器弹药数目的有趣的细节，那些武器弹药是西摩海军中将于今年六月底返回天津途中，占领天津附近的中国武库时，在该武库中所发现的。　　 　　这份报告单是一位意大利军官编制（不包括该武库中所储存的巨大数量的军用物资）。关于这份报告单的惊人事实，在于那些新型大炮和来福枪。作为此事的一个例证，有人告诉我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鲁伯大炮绝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

　　附件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虏伯大炮，口径８７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制造），折合３．４１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门克虏伯大炮，口径７０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制造），折合２．７５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５７毫米，折合２，２４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４７毫米或１.８５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对这个总数，应加上武库内的机器、工具以及目前驻京部队的武器。

　　看看，战斗一开始被人家缴获的新式武器就这么多，等于给后来联军的一万六千人配备了全副武装还有预备的。要知道这西摩海军中将的队伍是在乘火车进兵北京受阻、逃回（我们许多教科书上这样说）天津时缴获的这些武器。这能说官军的武器差吗？！　　 　　既然兵也多、武器也不差，那怎么轻轻易易地就被人家八国联军打败了呢？只能说是战斗力极低、极差而已！义和团我们且不说它，那是一伙迷信刀枪不入崇尚大刀长矛冷兵器的乌合之众。单说说官军，这是一支自从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装备洋枪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训练出来“新军”，号“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每军万余人，总共五万多人。此时，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去了山东、宋庆的“武卫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以外，“前、中、后”三军布署在津京一线，北京城中也还有宫廷卫队和八旗亲兵。京城内这万余官军，攻打区区不足千人守卫的外国使馆区，大炮轰步兵冲挖地道放火烧，忙活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攻克，甚至连人家屋顶上的外国旗帜都照旧迎风飘扬，这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又是什么呢！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首推腐败，清末的政冶腐败、官场腐败、军纪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读史读到细节处，每每看到上层的惧洋媚外、底层的吃里扒外。举两个例子：

　　１、６月１９日清廷决定宣战后，攻打使馆不克，７月１５日闻讯天津失守，西太后遂命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馈送西瓜果品及各种食物，以讨洋人欢心。弄得洋人疑为有毒而不敢食之。７月２５日清军接着又继续攻击使馆。

２、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中国士兵把鸡蛋藏在他们宽大的袖子里面带过来，卖给我们的人。２４日，鸡蛋的供应开始减少。携带鸡蛋的那些士兵报告日本人说：他们的长官已进行威胁，如发现任何人携带任何东西给被围困的人们，当予处决。２３日，日本人看见有两人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斩首。向洋人卖鸡蛋的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人甚至在洋人出价二百五十元之后，为其往返天津送了三封求援信。

　　面对战场上的敌人，统帅送西瓜、士兵卖鸡蛋，象这样的队伍还能打胜仗？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再推军治。

　　 首先，指挥不力。　　 　　清廷内因为有和、战两派之争，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和部署。在６月１７日大沽口炮台失陷之前，一味退让避免作战，当大沽口炮声响起还没有完整统一的军事部署，６月１９日西太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然后才下令前线总指挥裕禄抵御洋兵，防护大沽炮台，不可任令洋兵直入（此时炮台已失，天津开战）。６月２１日发布宣战诏书，同时号令各省选将、练兵、筹饷诸事通盘筹划，共挽危局。并且还致电转告德国外交部：切嘱停兵，再议善后。

　　而开战后的前线总指挥裕禄则又犯了一个消极防御的错误，说“必须先将紫竹林（天津使馆区）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其先保天津、再夺回大沽口战略的结果，使敌人越来越多的后援由大沽口从容登陆，兵力很快由开战时的三千人增至一万，直到像裕禄所说的“敌兵麇集，其何能支？”最后，“武卫前军总统直隶提督（指挥官）”聂士成于七月九日战死，天津于七月十四日城破失守。此时清军仍取消极防御节节抵抗战略，退至运河边儿上的杨村等地扼守。　　 　　二十天过去，敌军先后三次召开各国军事代表联席军事会议，统一指挥，补充兵力。

　　８月４日，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的联军，兵分三路大举向北京进发，５日，突破清军防线；６日以后清军则放弃了抵抗，纷纷不战而退，裕禄见此，知事不可为而以手枪自击，登时气尽。此后，尽管清廷又临时搬出一位总督大臣前来指挥，无奈巳是兵溃如山倒，清军在联军的一路追击下，受创极巨。联军沿途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１２日占领了通州，兵临北京城下。联军在通州又"寻获军械粮饷甚多，所得米谷，尤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