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万年历，9月29日，忽然想起这是戊戌变法一百零五周年了。

公元1898年9月29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示众，秋风凛冽，吹冷一腔热血，举国震惊，大清帝国的逍遥梦，在这一天被彻底击碎。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史海钩沉，我想戊戌年的这一天，并不一定能够光耀千古，因为毕竟，是失败了。然而我只想特别提一提谭嗣同。

谭嗣同这个人物在我心中留下的空洞实在太大。每每想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忽然充溢我的胸膛，巨大的失落和惆怅叩击着我尚不成熟的心灵，在我有限的阅历中，升华起来。

谭公嗣同，字复生，湖南人。1898年，他怀着文人救国的信念与杨锐等四人同被召进京。他们与名动一时的康梁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唱响一曲绝调的维新派核心。一百零三天，壮怀激烈，传统势力守旧代表运用的古中国式权谋和维新党苍白但努力的抗争；久居深宫的半妖魔化老太婆与闯荡四海，身负国仇，兼具儒家风度和西式改革家风范的热血青年……戏剧化的一系列对立的极致在苦难深重的中国的心脏冲突。一百零三天，宣告和平方式自立自强实践的失败，也是维新党理论的失败。一百零三天，已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从皇帝开始自上而下的努力终于失败而殖民地化的中国，大约是命运女神已经断开了手中的线绳……

体弱的光绪帝无法成为明治天皇，西太后也不可能像德川庆喜一样愚蠢——很不幸，她是皇帝的姨妈。谭嗣同已经尽力了：袁世凯到底也是一个注定要兴风作浪的人物，他不会像长州和萨摩的大名一样秉执着忠君的信念：其实中国的帝制，已经垮了。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读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那感觉是直观的，血淋淋的。三百年前的忠君与三百年后的忠君在同样的寺院中随着钟声敲响最后的悲歌。袁崇焕之死是汉族帝国盛极而衰的挽歌，六君子之死是东方帝制挣扎摇摆的最后一幕。

梁先生一声长叹。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颗明星，梁启超无疑是成功的，但他对于自己信仰的执著，他的人格张力，在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有力字句下显得格外苍白。这就是他为嗣同作传的原因：他的理想，已经无从实现。嗣同，你怀着信念而死，你是幸福的。梁任公却真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梁启超是识时务的俊杰，而康、谭乃是英雄。英雄的事业可以过时，英雄的操行不朽。俊杰灿烂的事业背后，有太多的勉强和扭曲，太多对自己心灵的不尊重。

谭嗣同个人，也许也有太多东西要留给我们。一如我在上文所说，时势造英雄。混乱的中国，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文化领域，尤为显著。学贯中西。他们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也闪耀近代工业文明式的理性光辉。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凝重的历史背景下，一切浮华虚荣和形式主义都要被大浪淘尽。金子般闪烁，思想的光芒。谭嗣同，是一个典型。

谭嗣同以文采闻名浏阳。其实本来他这样，还有梁启超，都完全凭科举提名翰林，然而正是圣贤之书令他们有勇气追逐真理。古希腊的真理，与古中国的伦常，在这一条底线上达到契合。君不君，臣不臣，纲常败坏，夷狄横行，便一定要重建秩序。重建不仅仅是恢复，更多是发展。法度不行，吏制腐败，惟有建立一个新秩序，一条符合真理的秩序。在朝，大儒之气。文人救国，君不忆当年文丞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了，无愧于士子之心，便死得其所。

谭嗣同以武功名扬京师，与侠客大刀王五莫逆之交。据言一手剑法，出神入化，史官可以笑江湖野史，不足以信，然而谭公于危难之中，心忧圣上，大局之前，能不拘法度，仗三尺青锋，直指瀛台，意欲救主，足见侠骨义胆。雪夜独闯袁府，身怀密诏，腰别火枪二枝，视死若归，连行伍出身之袁世凯，也不免胆战。而口若悬河，慨然陈辞，怒斥走狗，令刚毅鼠窜而不敢正视其目。在江湖，大侠之风。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完人，文武双全，理想远大，却也出演中国近代史最完美的悲剧。这轰轰烈烈的变法，自公车上书，康梁开馆授业，康有为密见光绪，六番上书，六君子入京参政，《定国是诏》颁行，天下震动，又有颐和密谋，情势急转直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戊戌政变，六君子就义，康梁远走……

所以谭嗣同终于以理想化的，一如我们能想象的崇高来追求，在现实的残酷中悲剧收场。这悲剧，也染上了壮烈的颜色。六君子中，只有他一人直面人生，狱中尚积极总结得失，心忧大势却同时吟诗作对，毫无惧色。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而去。真的，就像我反复提到的几个字：以文人救国。

文人救国，或许可以达到一种我们希冀的理想。但也许正是最不可能成功之途。政客文人之间，永远是一条鸿沟，正如现实和理想之间，永远无可达到绝对的统一一样。

嗣同去了。一腔热血，令北京天地变色，鬼神震惊。曾经在北京寻访菜市口遗址，无奈说法甚多，终于不得……伫立北京秋天的风中，谭嗣同就是在这样的风中去的，只听得书声琅琅，晚钟声声……抬头却望，日落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