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心学与理学的调和

王阳明的心学上承南宋与程朱对立的陆九渊学派，一度作为新创的学说，广为流行。王学流于空疏，渐为明末学人所不满。明朝的亡国之痛，更使一些爱国志士对空谈心性，力加责斥。明清之际另一些思想家，则力图将本来对立的陆王与程朱之学，调和融合，实际上是显示了重尊程朱的趋向。最为著名的人物，是河北孙奇逢与陕西李颙（避嘉庆帝讳，或作李容）。孙、李与江南的黄宗羲齐名，号为“三大儒”。他们的学说，一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孙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年）与李颙（一六二七——一七○五年）生于明季，在清康熙时，先后去世。清朝建立后，他们都拒绝征召，不肯出仕。孙奇逢原籍河北容城，明天启时，曾参与营救东林党人左光斗，又曾在家乡守城抗清。后与家人避居易州五峰山。顺治七年以后，长期在河南辉县夏峰讲学著述，被尊称为夏峰先生。李颙原籍陕西周至，在家筑土室著述，自署二曲土室，学者称二曲先生。曾应邀去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晚年又曾寓富平。

孙奇逢早年研治当时流行的陆王之学，“以慎独为宗，而于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其后探研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学，以朱学解释王学，融二者于一体。著《周易大旨》四卷，又著《四书近指》二十卷，合朱王之说，论证异同，“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晚年撰著《理学宗传》二十四卷，自周程朱陆至王阳明、顾宪成为理学道统传承。孙奇逢隐居讲学，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都接待传授，程朱理学伦常之说，因而广为传播。

李颙早年丧父，随母治学，曾以昌明宋代的关学为己任。但他的学术，仍然宗法陆王，研讨心性。尔后转治程朱之学，提倡实践伦常，主张对程朱和陆王的异同，应各取所长。晚年力倡“自新之功”，“但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近处做起”。著有《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注疏纠谬》等。所撰文章及论说，由门人王心敬编为《二曲集》传世。

（二）程朱理学的再提倡

一、清初诸帝对理学的提倡

清太宗皇太极建号大清，采纳汉族政治制度立国，倚用文臣，尊崇汉文化。顺治帝与多尔衮占驻北京，即派遣官员祭祀孔子。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顺治帝因清朝制度王（亲王、郡王）是皇室贵族的封爵，改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亲赴孔庙致祭奉上封号，以示尊崇。国子监满汉生员习读儒学经书，以程朱为准则。康熙帝幼习汉文化，亲政后，以理学家熊赐履为国史院学士，参议朝政，程朱理学更加得到提倡。康熙帝亲自阅读宋代理学诸儒著述，命大学士李光地修改明成祖时编修的《性理大全》，别成《性理精义》一书。又编集朱熹的论著，纂为《朱子大全》。康熙帝为此书作序，说朱熹是“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康熙帝提倡程朱，用意显然不在于探讨心性，而在于宏扬理学的伦常观和社会政治学说，以巩固清朝的统治秩序。

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由于清初皇帝的提倡，重又成为风靡一时的官方学术。科举考试，仍沿明制，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程朱等理学家之疏解为标准。士子兢相阅读程朱之书，成为应试的必由之径。康熙帝进而把理学家的社会政治学说付诸实践并普及于社会。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十月，康熙帝以“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为宗旨，列举十六事，诏谕礼部，通行晓谕八旗及直隶省府州县，以至乡村人等遵行，被称为“圣谕十六条”。十六条贯串着理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明确规定“黜异端以崇正学（理学）”，并且包含着“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伦常观。雍正帝又据此补充发挥，号为“圣谕广训”，“意取显明，语多质朴”（雍正帝序）。全国各地乡村，定期宣讲，力求普及于“群黎百姓”，家喻户晓，以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伦常观，逐渐成为普及全民的意识形态。清初诸帝大力提倡理学，影响是深远的。

二、独尊程朱的理学家

清初至雍正年间，先后出现一些独尊程朱的理学家。他们反对王学，力倡朱学，特别是伦理纲常，以适应清朝统治的需要，受到清朝皇帝的赏识。其中一些人并且身居高位，为朝中大员，但在学术上多是祖述朱熹，很少创新。

陆陇其（一六三○——一六九○年），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官御史，著《四书大全》、《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强烈主张尊崇理学，认为做学问只有一条路，就是追随朱子，说“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国朝学案小识》卷一），不尊朱子，即不许仕进。力斥阳明心学，说它实际是禅学，托身儒学，为害甚大。学术上致力于“居敬穷理”，认为穷理而不居敬，会玩物丧志；居敬而不穷理，则会堕入佛老或心学。清人认为，薛瑄、胡居仁之后，即由陆氏继承程朱道统，遂得从祀孔庙。

张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年），号杨园，浙江桐乡人，著《张杨园先生全集》。曾就学于刘宗周，但笃信程朱，恪守居敬穷理之道，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归结于中庸。他批评心学只讲求心，陷入禅学陷井，被认定为是纯正理学家，奉入孔庙从祀。张氏又研究农学，著有《补农书》。

熊赐履（一六三五——一七○九年），湖北孝感人，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内阁大学士，著《学统闲道录》、《程朱学要》，为经筵讲官，宣讲周程张朱之学，说朱熹是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人，孔孟之道，没有朱子就不能彰著。他同程朱理学家一样，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年），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官至大学士。崇信程朱，深受康熙帝知遇，秉命编纂《朱子大全》等书，并撰有《周易通论》、《榕村语录》、《榕村全集》。认为性就是诚，而圣贤之学就在于诚，但要达到诚，必须惩怨窒欲，迁善改过。

张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年），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历官福建巡抚、礼部尚书。撰著《困学录》、《正谊堂文集》，辑《伊洛渊源录》，学术宗旨是“主敬以端其体，穷理以致其礼，躬行以践其实”（《国朝学案小识》卷二），自身并要求他人按照理学的道理去实践，避免“溺于”词章的杂学，强烈反对阳明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