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所谓“摊还夷欠”，实际上，它是清王朝勒索行商的产物。因为不仅由“摊还夷欠”发展到贡价、军需、河工等等的报效，是名符其实的勒索，而且所谓摊赔本身，也是变相的敲诈。随着清王朝敲诈勒索的加重，行用的加征亦随之扩大提高。嘉庆六年（一八○一），粤海关监督把行商的“常贡”由五万五千两增加到十五万两，行商随即把进口棉花的行用，由每担二钱四分增加到二两。行用的提高，引起外国商人对清王朝的抗议，但提高了的行用，却又落入行商的腰包，清王朝并没有直接占有行用。外国商人虽然反对行用的提高，但在行商处于困境时，却又往往垫付行用，使行商免于破产。对外国商人说来，行商破产不但行欠没有着落，而且他们可以利用的行商减少，不利于贸易的推进。因此，外国商人在反对提高行用的同时，又不得不多方设法维持行用。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直接放款给行商，以充实“公所基金”（即行用），达六万二千两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