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走私也解决了西方国家长久无法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白银的传统流向。嘉庆九年（一八○四）以后，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从欧洲向中国运送现银。过了两年，中国却要把白银运往印度，以弥补收支差额。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间，中国白银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每年白银外流估计将近达到一千万两。西方的“绅士”们从鸦片“贸易”中得到“巨大的繁荣”，而鸦片的泛滥中国，则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关税与贸易

在关税与贸易的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经常以反对重课苛征为口实，扩大其违法行为和侵略活动。在广州的贸易中，他们或者以停止货船进口进行威胁；或者从事走私活动，逃避课税；或者妄图向广州以北沿海口岸进行非法活动。凡此种种不法行为，他们都是在抵制清王朝的苛征重课的借口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关税，有的虽然征税，但就其正税而言，税率也是比较低的。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无论是在北京的贸易或者是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基本上都是不征税的。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北京正式互市，当时就规定对俄国商队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其后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又重申“买者卖者，均不征税”。至于恰克图的边界贸易，在恰克图条约第四条中也明确规定“勿庸取税”。在清王朝看来，恰克图的贸易，只要维持边境安谧，取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至于北京互市，清王朝不但不加课税，而且给予俄国商队许多优待和便利。如供应商队人员的给养，保护运输牲畜的放牧，以至补助商队途中的损失。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俄国商队在来华途中，损失了一些牲畜，清廷还专门拔款一万两，进行救济。

在海上贸易中，清王朝沿袭明代旧制，设立海关，征收货税、船钞。这两项税收，都属于正税，按税率计算，也是比较轻微的。

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货税之于货价，并无固定的比例。下面是几项主要出口商品关税占货价的比例的一个估算。它大体上代表十八世纪初期的情况。

可以看出：货税与货价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这个税率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比较，并不算高。有的则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税率。例如，当时英国对茶叶的进口课税，就相当中国茶叶出口课税的五十五倍。

船钞是对货船的征税，按船只体积大小，分等计算。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以前，来自西方国家的西洋船只和来自南洋一带的所谓东洋船只，二者的船钞，并不二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据粤海关税则，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前，各种船只的船钞，有如下表：

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东西洋船钞，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只的船钞，一律按东洋船只计算。这两次变动，无疑大大减轻了西方国家商人的负担。而且，在实际征收中，还有降等减收的事例。就在东西洋船只统一征收船钞的次年（一六九九），英国船只玛斯里斐尔德号本应列入二等，按原定税率，应纳船钞三千两，按新税率只纳一千一百两，海关当局又将二等改为三等，纳六百两，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结果只纳四百八十两，不及原定数目的六分之一。当时中等船只每船载货平均在十五万两以上，据此计算，船钞征课不及货值的千分之五。

由此可见，就额定正税而言，无论货税、船钞，都不足以构成外国商人的沉重负担。

在额定正税之外，还有一些附加。正是在这些附加上，外国商人经常发出反对的声浪。这些附加，主要有以下三项：

缴送——这一项附加，是由对进口现银课税而来。在十九世纪初叶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居于出超地位。外国进口船只，经常携带大批现银，以备购货之需。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后，清廷沿明朝旧例，对进口现银每两抽税三分九厘，名曰分头银。其后逐渐增加，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前后，已增至百分之六。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复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缴送”。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廷以“缴送”与“旧例不符”，下令裁减，计每年免银四万数千两至十三、四万两不等。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共免过一百八十七万三千余两。此后未见再有征收。

归公——这一项附加，原为海关吏胥、巡役私收入已的规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开始解交国库。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正式列为正项税收。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更将各种规礼名色一概删除，归并核算，统称“归公”，分进出口两项。进口每船额收一千一百二十六两，出口每船五百余两。

行用——这一笔附加是从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开始的。当时行商颜时瑛等因积欠外商债款破产，海关当局著落联名具保行商潘振承追赔。为了摊还欠款，广州各行商共同议定将本轻易售之货，按固定价格征收百分之三的附加，以资应付，叫做“行用”。两年以后，海关监督为了“速清夷款”，饬令增加行用，加征进出口货物达到四十七项。嘉庆六年（一八○一），又进一步扩大范围，除了英国进口的大宗羽呢等外，其他进口货物，一律征收行用。在实行的过程中，征收率也在不断提高。如棉花原定每担征收二钱四分，茶叶每担征收六钱，到了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棉花每担实征二两，提高了七倍多；茶叶每担实征三两，提高了四倍。行用的用途，在摊还行欠之外，也扩大到贡价、军需、河工等各项派款。一八○九年全年征收行用七十万两，其中用之于贡价、河工、军需以及皇帝的寿礼等等，共达四十二万两，占全部行用的百分之六十。

上述三项附加中，前两项或实行时间较短，或随后有所减轻，惟有行用一项，虽开征较晚，却不断扩大加重。如果外国商人真的感到附加和勒索的沉重，他们应该着重反对行用的征收。然而，正是在行用上，外国商人表现出游移和矛盾的态度。在行用的征收上，外国商人、中国行商和清朝皇帝以及海关大小官员，彼此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