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以后，“雇工人”的涵义，又有一些变化。到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纂修律例，对“雇工人”条例作了新的规定以后，就不再有大的变动。五十三年的新条例规定：凡受雇服役之人，“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这个条例虽然把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一律定为“雇工人”，但只要是农民佃户所雇的耕种工作之人，则不论其是否立有文契、议有年限，亦即不论是短工或长工，均一律当作“凡人”看待。至于在有主仆名分的那一部份雇工中，基本上又是受雇于地主、议有年限、立有文契的长工。至于短工，一般并无主仆名分，因此，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在短工之外，又解放了一部分长工的“雇工人”身份。当然，那一部分受雇于地主、素有主仆名分的长工，是连法律上的解放也谈不上的。

法律条文上的变化，无疑是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变化的反映。现存的清代档案文件表明：在乾隆初期，有的农业雇工在受雇时，明确声称：“止做种田生活”，不做杂役。（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广西巡抚杨锡绂题）至迟在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的农业雇佣中，雇主与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雇佣关系，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雇佣绝大部分出现在“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中。这些雇佣中的雇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雇工一、二人，同时自己也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或佃农。他们虽然“耕耨收获，均倩人力”，但自己也是“终岁勤劳”。（李象鹍：《平价禁囤议》）他门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自由”、“平等”，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建立资本关系所必需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资本关系。而那些雇工较多的地主，根据乾隆五十三年的条例规定，则反有可能与雇工继续保持封建的“主仆名分”和封建奴役。因此，整个说来，在清代的农业中，封建的雇佣关系，仍然居于统治的地位。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