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一条，说自己过分信用太监，致使其营私舞弊，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二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三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四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以致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实事求是地说，顺治检讨了自己这么多的“罪”，实在是有点过分。这十四条中，第一条可以说是近乎官样文章，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总结报告中常见的“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距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之类的套话。
第二条、第三条是比较动情的话，福临的母后，即孝庄皇太后，在顺治登基，保住顺治的皇位，帮助他处理对各种复杂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福临未能克尽孝道，深感愧对母亲，此情此感，确实是发自内心。
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对满洲亲贵、满洲大臣未能倚重优遇的话有点言不随心。遏制满洲亲贵的势力，大胆任用汉官，正是顺治帝施政中成功的举措，也正是这种以汉治汉的方针策略，使清军入关之初动荡的形势得以逐步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顺治在世时一直坚守这种用人方略，对满洲亲贵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加以压制。那么临终之时，为何一反平时之态又对此作起检讨呢?这里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福临虽然在治国施政上注意重用汉人，但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满洲的那些王公大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汉人再能干，也不过是用其所长，再亲也不是“自己人”，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心，对顺治帝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满洲亲贵纵有种种不满，也是血浓于水，对他们过于严厉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也许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结合顺治多愁善感的性格，临终之时一反常态，念及满洲亲情，就此做些检讨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所涉及之事，应该说顺治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作为一位青年人，顺治在处理军国大事，宫中事务上，每每有超凡之见、超常之举是很难得的，比起前明一些昏愦平庸的皇帝们，顺治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位皇帝了，尽管如此，顺治在遗诏之中仍在自责自艾，便有点儿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真正应该检讨一下的是第十条，顺治的爱妃去世，顺治确实因伤心过度闹得够呛，朝野上下震动一时。说起来这位董鄂妃确实是位值得人心疼的好妃子，她美丽端庄，善良贤惠，不贪财，不争宠，对上孝敬皇太后，在宫中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与其他后妃和睦相处，太后、皇后及其他妃子生病，董妃可以几天几夜不离病榻，尽心服侍，以致自己由于超负荷的身体透支而多次病倒。董妃的自我牺牲，保障了后宫的安宁，为顺治全力以赴处理政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感情归感情，封建社会皇家的名份、制度是不可擅动的。顺治为董妃治丧，确如他自己所检讨的“诸事太过”。
第一次读到顺治遗诏，还是二十年前在大学读书时，上古文献课学的一篇课文。由人品和学问都让人敬佩的张成德先生讲授，使我更加深了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所谓皇帝的罪己诏原来真是言词恳切。以前总以为逢有天灾变异，皇帝下诏罪己不过是应景而已。而顺治这篇遗诏却不是表面文章，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而且象文中出现的“夙性好高”，“自恃聪明”等语也真有点“触及灵魂”的意思。所以自那时起，顺治的这篇遗诏以及遗诏中所反映出来的严以责己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篇由张先生亲手用蜡纸刻印的讲义，我也一直留到今天。尽管纸张已微微变黄，二十年间又几次搬家，许多装帧讲究的课本，都丢掉了，这份讲义始终留在身边，偶而拿出来念一念字简句顺，朗朗上口，从中又生发出一些一些的联想，也觉挺有意思的。
第二次读这篇文章，是1985年在皇史参观清宫秘档真迹展览时，见到了当年张挂公布，供军民人等一体观看的遗诏真迹。题图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下来的。皇帝的自我批评居然是挂在墙上让老百姓随便看的，这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第三次与这份遗诏相见，是最近的事了。它所引动人们所作的思考仍一如既往。尽管有人认为这份遗诏在顺治去世后已经皇太后与满洲王公矫政改，但退一步讲所谓改动之处，也不过是四、五两条与满洲亲贵们利益相关的内客。即使如此，遗诏中所体现的深刻自责的精神还是原汁原味儿的。结合顺治帝生前一系列表现，与遗诏中所体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顺治十七年，也就是福临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祭告天地宗庙时，总结了自己继位十七年以来的行为表现，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的自吹自擂，没有给自己评功摆好。相反通篇都是对自己的检讨反省，认为自己有负上天，愧对祖宗，对不起皇太后，让天下百姓失望，据此，他下令，今后逢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不得再给自己上庆贺的表章。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房见到一份标名为“上传稿”的档案，上书文字如下：
内三院於顺治十年初三日辰时接出圣谕；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尔诸臣得无畏惮忌讳而不敢进谏者?朕虽不德，於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尔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隔阂，不妨再三开陈，庶得者改误失，力行正道，希臻至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大小诸臣，卑咸悉朕意。钦此，合行传知。
从这份档案看，年轻的顺治皇帝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臣下给自己提出意见，而且希望不要净说些琐碎的具体事务，要直接针对自己的言行，指出有何不当之处，倘若我一时接受不了，也应该再三陈述，说对了有奖，言词过激也不会怪罪你们。
顺治帝这么说，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有一位叫朱之弼的给事中曾上疏指责顺治，说“今日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推诿，推诿之病在皇上不择人，不久任，不责成效，不定赏罚。”这位大臣倒真是不客气，把官僚衙门产生种种弊端的原因，一古脑儿全扣在了皇帝头上，矛头直指顺治，确实让人很难下台。但这位青年皇帝尽管也很要面子，但想到是自己提倡臣下进言，所以还真咽下了这口气，表示确实是自己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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