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辈擅打小报告康熙亲信专折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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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祖辈擅打小报告康熙亲信专折奏闻

来源：星岛环球作者：国学转载发布时间：2007-06-02

康熙五十年（1712），这年江南乡试，九月发榜，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句容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山阳县知县所荐之程光奎皆文理不通，于是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喧哗不服，四处遍贴诗词以张舆论。苏州生员千余人集会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左必蕃和赵晋。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此事越闹越大。
　　江南一名叫李煦的人第一时间向康熙汇报此事，并将其张贴之诗词对联、黄莺儿（小曲）等尽数抄呈。随后，又多次汇报现审、会审状况及民间议论，前后共近十折。康熙立即派专员赴扬州调查该事。
　　李煦的职位其实只是苏州织造，尽管他在康熙朝的江南和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爷爷）一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既非督抚，亦非礼部官员，科举案本非其职权范围之内，何以康熙更乐意从他的报告中去了解真相呢？
　　原来，之前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若皇帝认为内阁大学士所拟旨意尚需要斟酌考虑，则随手将题本折一角，即为“折本”，俟皇帝御门听政时，各衙门奏事毕，大学士将折本逐件请旨，大学士承旨后，另缮票签，经皇帝核定后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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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觉得这一程序冗繁，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由皇帝亲自折阅并用朱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有利于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故得到普遍推广使用。
　　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其公文程序各有不同。最初主要用作请安致贺，以后逐渐用作奏事、谢恩，尤以奏事折为最多。它在康熙时及雍正初年，原无一定规则与程序，也未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文书之内。京内外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主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
　　李煦就是康熙在六次南巡中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因为表现出色，康熙很满意，被议叙加衔为大理寺卿。李煦这人很会说话，所以深得康熙宠信。
　　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他就在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上了一道奏折说：“恭请皇上万安。今年苏州地方，稻谷十分收成，冬景晴和，民安物阜。又蒙圣恩蠲免四十一年分地丁钱粮，黄童白叟，无不感激，欢声雷动。现今士民修建祝圣道场，仰报洪恩，臣煦亦不胜欢庆。理合奏闻，伏乞睿鉴施行。” 康熙给老百姓固然是办了点实事，但因此而说“黄童白叟，无不感激，欢声雷动”，则明显是夸大其词的奉称话。国学×参考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奏折制度作为皇帝了解民情、控制官员的一种手段，使各级官吏不敢放胆妄为，对皇帝更存畏惧之心，确实有其独特的作用。然而官员使用奏折互相告密，“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谢梅庄先生遗集》卷一)，也使官员本身具有特务性质。
　　但到雍正后期，尤其是在乾隆时期，因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文书，就逐渐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首先是只有高级官员，如文官的京官三四品京堂以上或翰詹科道官员；地方官按察使以上或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武官须总兵以上等才有资格用奏折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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