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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香港回归 中共曾有武力收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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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作者：国学转载 发布时间：20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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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周南在《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道出了当年中英谈判时的种种艰辛。当年，中国曾有非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准备。
邓小平：香港不收回，我们就是卖国贼
中国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邓小平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ZGWWW国学文摘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邓小平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英国打出“民意牌”与“经济牌”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但中方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ZGWWW国学文摘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英国打“民意牌”，中国也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反击。碰巧当时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五十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民众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英国倒慌了手脚。
英国的几招都行不通，中国的态度又比较强硬，曾任驻华大使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柯利达说：“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zgwww.com
英国未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
中国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在第二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中国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第四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五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 guoxue-cankao
12月7日，在第七轮会谈中，柯利达说：“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七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共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八轮会谈时，让周南代替姚广当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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