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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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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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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子思、孟子一脉相承，二人属于同一路线，这在宋儒构造的“道统”谱系中尤为如此，所谓思孟学派也是由此而来。但是若从仁与孝的关系看，子思、孟子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在仁与孝的问题上，子思与乐正子春更多是一种对立的话，那么，孟子则受到了当时重孝派思想的影响，二者之间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其思想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孟子思想中有大量宣扬宗法孝悌的内容，这些已为学者所注意，如，“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守身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与乐正子春的“全身”思想无疑是一致的，而从下文接着谈论曾子养曾皙、曾元养曾子之事来看，孟子这一思想可能即来自包括乐正子春在内的曾子学派。又比如，“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同上）孟子认为仁的实质是“事亲”，义的实质是“从兄”，与他后来“仁者，人心也；义，人路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的看法显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除了语境的差异外，可能还反映了孟子思想的变化，前者是他受到重孝派影响时的观点，后者则是他思想成熟时的看法。此外，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万章上》）与乐正子春“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曾子大孝》）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中国网ZGWWW
孟子不仅受到乐正子春孝道思想的影响，与《孝经》的孝治思想也存在密切联系。据《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将尧舜之道理解为孝弟，与竹简“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的观点明显不同，而更接近《孝经》“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的说法，而“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一句，与《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在文句、思想上也是一致的。又，“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 豫，瞽瞍 豫而天下化，瞽瞍 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离娄上》）孟子称“瞽瞍 豫而天下化”，“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并认为“此之谓大孝”，可以说是对“以孝治天下”的极好说明。还有，“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尽心下》）与《孝经》“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显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孟子批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离娄下》）云云，正是《孝经》“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的反面，亦可以看作与《孝经》有关的证据。据《汉书·艺文志》，《孟子》原为十一篇，除目前通行的七篇外，另有四篇。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也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39]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这些“似非孟子本真”而被收录在《孟子》中的作品，自然应该是完成于孟子弟子之手。[40]这也说明孟子一派曾研读过《孝经》，与《孝经》有过密切的联系。 ZGWWW国学文摘
孟子之所以受到重孝派思想的影响，既可能同他早期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可能包含着他对禅让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与《唐虞之道》的作者等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儒者不同，孟子在禅让的问题上则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他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上》）可见在孟子看来，禅让与传子并非绝对的，而是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真正重要的是行王道、仁政，得天下之民的拥护。所以当一些儒者积极宣传唐尧虞舜“禅而不传”的一面时，孟子却极力塑造出舜“大孝”的形象，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更是与借尧舜宣扬禅让的做法针锋相对。故孟子一方面更看重民众的利益，将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上则采取了更为务实的做法，不再简单地将禅让、尊贤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而是对现实宗法秩序有了更多的肯定。“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离娄上》）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孟子对“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发生共鸣，较多地接受了重孝派的思想。不过，孟子之为孟子决不是因为他在儒学史上曾经接受、宣传过宗法孝悌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虽经曲折，却最终回到孔子开创的仁的思想路线上来，从理论上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笔者曾经指出，以“四端”说的形成为标志，孟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41]在“四端”说形成以前，孟子思想包含有大量宗法孝悌的内容，而随着“四端”说的形成，孟子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孝悌的束缚，完成了一次思想的飞跃，同时将孔子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改变了以孝悌为仁之本的看法，把仁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他提出“仁，人心也”（《公孙丑上》），以人心言仁（广义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义礼智而成为最高范畴，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四端”到四德（仁义礼智）的发展过程，融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于一体，成为主体实践的内在根源和动力。仁心可以表现为仁政，“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同上），而仁政才是先王得天下的根本所在。“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在孟子那里，仁政逐渐取代了“以孝治天下”成为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君臣关系上，维护了孔曾“以义合”的传统，并将其发展到更激进、更具有革命性的高度。可以说，先秦儒学的仁学传统，恰恰是在曾极具浓厚宗法孝悌思想的孟子那里发展到它的顶峰。 LOVE GUOXUE
长期以来，思孟学派的研究深受宋儒“道统”论的影响，而“道统”论从本质上将是一种文化观，而不是一种历史观，它关注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过程，而是历史传承中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是“道”的传授。这样以来，具体的历史上细节和人物活动被消解掉了，从孔子、曾子到子思、孟子被说成是“一以贯之”，传承相同的道，似乎他们的思想没有分歧、差别，没有经历过发展、变化。但根据我们的考察，所谓思孟学派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内部在儒学的基本问题上也常常产生分歧与对立。就仁与孝的关系来说，虽然曾子重仁的思想启发、影响了子思，但他的孝悌思想又孕育出一个乐正子春学派，后者与子思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对立；孟子虽然属于儒学内部的仁学派，但他与重孝派又存在种种纠葛，其思想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思孟学派的出现和形成乃是一艰难选择、探索的结果，其间充满了曲折、坎坷，而决非如宋儒所设想的“一以贯之”的直线式发展。所以，研究思孟学派就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观念上，只关注其内部的“道统”传授，同时还应考察其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承认子思、孟子弘扬、发展了孔子的仁道，其思想存在着历久弥新在今天看来仍有生命力的常道，但这种常道恰恰是与具体的历史活动不可分割的，是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呈现出来的，是既存在于历史之中又超越于历史之上。 ZGWWW国学文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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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359～379页。钟先生推测，《曾子》十八篇亡佚于六朝之末。
[②]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③] 参见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罗新惠：《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及上引钟肇鹏文。
[④]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⑤] 廖名春认为，“爱”写作“忠”是同义换读，因“忠”、“爱”在古文献中含义接近，故常常并称。如《管子·五辅》：“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礼记·王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逸周书·官人》：“忠爱以事亲，驩以敬之。”《吕氏春秋·慎大览·权勋》高诱注：“忠，爱也。”见《楚竹书〈内礼〉与〈曾子立孝〉首章的对比研究》，待刊。 LOVE GUOXUE
[⑥]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20页。
[⑦] 见上引廖文。
[⑧] 这里的简序根据魏宜辉、董珊的意见作了重新调整，见魏宜辉：《读上博简楚简（四）劄记》，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2005年2月15日；董珊《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杂记》，简帛研究网站200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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