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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百年历史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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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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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民族学最初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进化学派，翻译出版的有摩尔根、泰勒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学派等相继传入。传入比较晚的是功能学派，但其影响较大。有些大学开设了民族学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学研究者们曾分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作实地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报告，迄今还有参考价值。1934年冬,由于全国各地区学者们的努力,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会。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学者集中在西南地区，对当地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办有刊物，发表不少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介绍这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意义，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他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就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如林惠祥、凌纯声、陶云逵、徐益棠等。
那么，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算起，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人类学进入中国的初期，有几位人类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这几位人类学家和学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济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 ZGWWW国学文摘
蔡元培在学术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学”（人类学）这一术语，对为民族学（人类学）下定义，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学术流派和观点兼容的“兼容并包主义”，培养学术研究风气，并使之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传统，推进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种新学问的建立和发展。以后他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设过程中，他将自己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认识付诸实践，在中国设置了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关的最初研究机构，组织了最早的一些系统的研究活动。
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第一人”的李济在美国学习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1938年，李济获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9年，李济在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如果说李济是以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见长，那么，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则是文化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ZGWWW国学文摘
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为社会学系讲述“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1933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明确主张，研究汉族的属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的属于民族学。这种对学科对象的认识，表现出其强烈的民族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取向。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学生。当他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他亲自担任费孝通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等。费孝通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后，在其导师马凌诺夫斯基的指导下，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农村的田野调查材料，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出版英文本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他对中国农村的功能主义分析，“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国*学*参*考
吴先生的另一个学生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接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训练之后，以自己的家乡和福建省的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以本位观察的资料作研究。这项调查不仅是林耀华先生本人最为出色的田野实践，而且成为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界在本土研究的典范。他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以及后来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 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初至30年代发生的事。它的社会舞台则是福建闽江下游的黄村。由于地处商旅要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林教授在书中揭示了两位姻亲家道中落的进程与原因。《金翅》以朴实的平铺直叙的方法，描写了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历史断面。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的那种细致描写，涉及到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从微观上不带偏见地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并刻意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
以上就是人类学进入中国时，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的概况及其著作的基本情况。当然，对这一学科的引进、建立、本土化发生影响的学者还很多，但这几位是凤毛麟角，他们对人类学所作的贡献是杰出和举足轻重的。中国人类学百年回眸 LOVE GUOXUE
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论》中译本在中国的问世算起，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一多百年华诞。回顾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条主线：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和学术转型；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如英国的赫胥黎著、严复译的《天演论》（1903年出版）；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 Spencer）著、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1903年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英国的威斯特马克(E. Westmarck) 著《人类婚姻史》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zgwww.net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 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 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国*学*参*考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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