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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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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强调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论坛”，请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学者，高规格招待，每回的开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上海则有“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很壮观。这回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世界汉学大会2007”，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现在，各个大学对此都很重视，花大力气引进，最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文学没有诺奖，别的大奖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国际著名”。我赞赏这种开放的心态，但我更关心：请来了“大牌学者”，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他们对话，用什么样的策略跟他们交流。我曾经说过，即便“国际学界”成为一个整体，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人文学永远是异彩纷呈，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标准。不管以哪个为主导，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标准，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只是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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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大会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再次“放炮”，被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指为“玩儿游戏”    图/王嘉宁

    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一下“对话”中可能面临的三个问题。

    首先，与汉学家对话时，应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必须意识到，“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其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过去，我们将汉学家作为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主流学术对话的桥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学以及译介的突飞猛进，很多学者已经能直接(或借助译本)跟国外第一流学者(或者说人家的主流学界)对话。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汉学家。问题在于，哪些是我们潜在的对话者———或者说，哪些汉学家更值得我们关注、学习、追摹？请记得，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其中包含着选择，因而涉及趣味与立场，还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与偏见”。汉学家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资讯传播的途径、语言障碍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际关系、译本出版的态势等等。其中，留学生的派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鉴俄苏，八九十年代之转向美国，都并非学者们自作主张，而是“别无选择”。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包含某种拿不上台面的“算计”———说白了，有点“势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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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北大召开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专题研讨会，在“引言”中，我曾提及：2006年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usek)诞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国内外共举行了三次纪念活动。

    第一次，9月份，为《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出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第二次，10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并发表专题论文；第三次，也是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学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实克的学术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场的捷克大使很感动，说他绝对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国人还这么怀想一位外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重提陈年往事，说当初普实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我当即表示，这说法很不恰当。夏先生也是国际著名学者，其专业成绩早就得到学界的公认，而且，不久前刚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说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夏先生比普实克还大。其实，这两位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学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情绪化的表述方式。不过，这件事也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