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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负暄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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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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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读到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似乎是八十年代中期，黑龙江一家出版社推出了《负暄琐话》。其实“推出”二字不大确切，因为那时出版社为不知炒作为何物，此外张老先生也还没有后来“燕园三老”、“国学大师”这样的冠冕，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从未听说过作者的名字，书也就出得无声无息。单看书名，我还以为是古人笔记一类，因那时当代作者似极少取这样的书名。也就是顺手一买。回去一读，却有惊艳之感。以后遇到好读书的朋友便介绍，形容为当代的《世说新语》。
做这样的类比，是因为这书从记人这一点上讲，是同一性质，而且所记都是文人。此外恐怕还有后记(书中题作“尾声”)中标举的“选境”说的导引:
我有时想，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于艺术的境，如果是这样，它就同样可以有大力，有大用。与造境相比，这类现实的境是“选境”。古人写历史，写笔记，我的体会，有的就有意无意地选境。我一直相信，选境有选境独特的用途，它至少应该与丑恶的揭露相辅而行。
抄这段文字时才留意到周汝昌先生在书末的《〈负暄琐话〉骥尾篇》曾特意将选境说表而出之:“他提出的‘选境论’，值得艺术理论专家们写出一部大书来探讨它，何其伟哉！一册不太大的‘笔记野史闲书’，含有如此重要的美学哲理问题，不见此书，谁其信之？”显然，周老先生以为拈出“选境”二字，非同小可。但“如此重要的美学哲理问题”，似乎后来也并未见有论者发煌其意，或者是周老先生言重了也未可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造境”、“写境”之说，所谓:“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张老先生变“写境”为“选境”，与“造境”对举，移以说明不脱实事的散文(或某一类散文)与虚构文学之别，倒也醒豁。顺便说说，我以为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文人在“造境”方面大有不如，在“选境”方面或擅胜场。其实不独文，古诗词中有很多，也可以归为“选境”。
选境用以“记可记之事，传可传之人”，可通于古人赞《世说新语》的“片语传神”，或者说，所谓“传神写照”、“传神阿堵”仗的就是“选境”之妙。其要诀是将日常的情境审美化，当然也不妨说，日常生活中原本就不乏。《负暄琐话》中就有不少段落，因为“传神”，就特别能让我们“想见其为人”。且举一例。《熊十力》一篇写此老的典重与执拗，我们所熟知的“段子”(与废名论佛时相争而至于扭打)之外，就“选”了一桩亲历的事:“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胡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事至琐细，但用王国维的话，“境界全出”。
因为喜欢《负暄琐话》的“世说”味道，以后逢张老先生有书面世，便都找来看，《续话》、《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直到《碎影流年》。看来看去，还是以为“负暄三话”最好。并非《顺生论》等书“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我对“三话”一类的书更感兴趣。“三话”当中，又以为还是《琐话》为高，后面的，实话实说，似乎是一蟹不如一蟹。也曾想，《琐话》看得早，有新鲜感，而且所记对象中，我感兴趣的占了大半，或者因此就情有独钟？是，也不全是。细想起来，《琐话》与《世说》还是有别。我所说的不同当然不是后者为笔记一类而前者不是，那是一望而知的。我说的是《世说》的藻鉴人物更多审美的意味，重在风神格调的欣赏，《琐话》则有更多褒贬评说，《续话》、《三话》更时有“义理”的阐发。鉴赏与褒贬评说原不是非此即彼，相反常是亦此亦彼。《世说》于人物的传神写照中，未尝没有臧否之意，《琐话》的“选境”也是将赏鉴与评说合而为一。只是其一，《琐话》正面说，说得多；其二，张老先生很看重其中的“说”，“传神”之外，还要“知人”，“知人”的后面，有时还有“论世”之旨。所以后来将“负暄三话”中记人之文收为一编，就不叫“琐话”，干脆叫“月旦集”了。
月旦人物，要有会心，如其是面面观，更要有见识。张老先生虽说经常谦称全面的评价自己办不了，可事实上对所写人物从为文(诗词、书画、学说，等等)到为人，都说到了。而且在意的是道破底里的“整体论”。以我的浅见，比之于汪曾祺那样同样也是“传可传之人”的高手，张老先生的特别处就在于他的“识”，并且要道出这见识，而他的识是以学养及对人生的洞达做后盾的。他所谈者，又大多是学人(虽说所重在“人”不在“学)，这个，其他的高手的确办不了。他之选境，常常伴以议论，好比立于“境”旁的评点，竟在说透。比如说到周作人的一桩轶事:据说周1939年元旦遇刺后到医院检查，听说只擦破点皮之后，高兴得跳起来。他即下一案语道:“这是修养败于天命的一例，因为就是生死大事，最好也是不忘形的。”此语下得其实沉痛，沿此提示，我们对周作人的某一面，或能憬然有悟。
但是过多的议论和“义理”也会妨害“境”的构成。由《琐话》而《续话》而《三话》，张老先生生发议论、阐发“义理”的冲动似乎越来越强烈，有的时候，篱下闲话不知怎么就演为“顺生论”，其中的“说”，加上他特有起承转合的言说方式，好似也成为他“顺生”姿态的一部分。读者常常得穿过“义理”的滞碍才能接近“境”中人物，极端的情况下，是张老先生的姿态比所传之人更见分明。有论者指其文章有“方巾气”，不能说完全无因。启功先生曾戏称张老先生奉的是“教育教”，当然是赞赏之辞，但亦未尝不可从另一面去解。这一面《琐话》里原本就有，不过到后两书中，才更是水落石出。张老先生对自己文章的自信肯定是不假外求的，不过声誉日隆也许令他更其率性而为。率性而为的结果往往是自身特点的放大，正面的负面的都是如此。张老先生殆亦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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