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认为阻碍当前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在深层上仍然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传统，它的阴魂不散，社会上的种种封建遗毒如家长专制作风、人情重于国法、压制个性自由等，都与儒学有关。

西化派批判封建遗毒，急于改变中国，其意向中不乏可取之处。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却是不妥当的，中国人经历了多次“彻底革命”的震荡之后，对“天翻地覆”感到失望，不再热衷。

转化派被西化派称为“保守派”、“新国粹派”、“传统派”，其实他们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现实，进行创造，重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化体系，所以称转化派较为贴切。转化派与西化派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强调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认为民族文化是中国新文化的生命之源头大本，必须加以培植，使之坚固发达，而后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二是认为传统与现代化非单不是水火难容，而且可以相得而益彰，中西文化亦需双向交流，在互补中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

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成立，《孔子研究》于1986年创办。该刊发刊词说：“《孔子研究》以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政治化反孔的时代已经结束，学术性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时代正式开始。从此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各种不同点均可自由发表，不再联系当前的政治事件和作者的政治立场。 1987年8月，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1989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办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20多个国家共300多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在首都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会议发言者看，积极评价孔子和儒学者居多。说明在历尽千曲百折之后社会上下终于初步达到一新的共识：孔子是位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而且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因此，孔子不仅属于历史的中国，也属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同时也属于东亚和全世界。

这一时期，各地纷纷成立研究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与团体，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表明孔子热正在大陆兴起，孔子的文化生命存在于民众之中，孔子的形象不可能被毁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孔子与儒学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有关学术专著，逐年增多，不可细计。从内容上看，大体上可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纯学术性的文献或专题研究，其次是在中西比较中揭示孔子与儒学的特质并作出评价，再次是探讨儒学如何推陈出新，如何与现代社会相衔接。从方法上看，呈多元化趋势，有传统的国学方法，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西方系统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方法，有综合性的方法，总之是五光十色，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六

90年代初，学术空气一度较为沉闷。部分人心中的“五四情结”（打倒孔家店）和“阶级斗争情结”（批判封资修）又有较多的表露，他们怀着戒备和反感的心理对孔子热和国学热提出指责。

赞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精华）的人，在政界和学界还是居于多数。中国人更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许多人认为这“中国特色”就在同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一批退职的老干部热情组织和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应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东方文化研究会，都有资深的老干部参加。不论政治信仰和专业职务有何不同，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归属心态，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为热烈和扩大，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

90年代大陆儒学热的特点和成果可分述如下。

第一， 海内外密切交往，共同推动。儒学研究进一步走上国际化的道 路，使世界范围内的儒学热升温。1994年秋在北京正式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是儒学的影响在全世界急剧扩大的明显标志。

第二，在基础性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有重要建树。以儒经为主体的古代思想典籍的整理、重印、泽注的成果很多。

第三，近现代儒学的研究有突出成绩。加上港台新儒家在大陆的活动，使大陆学界对新儒家的研究发生极大兴趣。

第四，儒家的伦理思想受到特殊的关怀。

人们在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道德问题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儒学热”基本上还停留在学者的小圈子里，还是一种学院文化，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儒学仍然相当陌生，不知它为何物。所以就了解和研究儒学而言，也只能说处在起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