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孔子，提倡读经，赞美儒学道德，谈论儒学的复兴——这是大陆今天的现实，如果时光倒退过去若干年，这些都不可思议。这样做的人在70年以前会被认为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封建顽固派，在20年以前会被认为是反动的封建复辟派，是应该受到口诛笔伐，乃至被打翻在地的。可是社会发展遵循着物极必反的规则在螺旋式地上升，人们从对传统的激烈否定走到了否定之否定，开始重新理解和评价传统。孔子和儒家似乎已经度过了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厄运，在大陆渐渐恢复了它的生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巨大的变化。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五四”以来的历史，看一看儒学如何从悲惨境况中复苏过来的。

一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担当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 它既为这种担当获得过十分的荣耀，同时也为这种担当领受过难言的痛苦。它总是站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与国运泽为一体，忧乐共受，功过同当。所以当中国中世纪社会解体，先进的人们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而把希望的眼光转向西方真理，把愤怒的情绪投向传统的时候，儒学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不能不首当其冲。

可是一种学说并非仅仅由于它产生于古代而注定要在近现代灭亡。西方基督教诞生于古代社会，在欧洲近代革命中亦受到激烈批判，然而它通过自身的改革适应了新时代，所以一直流传到今天。儒学同基督教有所不同，它没有稳固的宗教组织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作为依凭，它不是宗教，靠的是道德理性。它所依赖的两大维系力量——国家教育体系和经学学术文化都在民国年间坍塌，再加上它在危机时刻没有出现超一流的名儒大才来对儒学进行反省与重建，不能把先进人物的尖锐批判转化为新生的动力，这对于儒学的生存能力，无疑是一次最严酷的考验。

儒学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博大深远的一面，它的内涵极为丰富， 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体系，不是某一时代和地域所能限制得住的。以大宗师的身份创立儒学的孔子，他关注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问题，后来的大儒亦要回答社会人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他们的答案中许多内容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具有超时代的意义，从世界范围说，表现出一种高度辉煌的东方智慧，对世人产生着不可磨灭的磁力。这就是为什么“孔家店”打了半个多世纪却始终打而不倒的原因。

以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励、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学者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新儒学，在反传统的大潮中巍然屹立，致力于发掘儒学的“恒常之道”和“人文睿智”，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开展了一场新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儒学衰落的大势，但保存了儒学的文化命脉，在几十年之后成长为一种可观的社会思潮，影响着中国，甚至影响着世界。

二

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儒学虽然遭受批判，却仍然有很多的生存空间，那么1949年以后的大陆，儒学的影响除了作为习俗“日用而不知”的成分而外，在绝大部分社会文化领域，都被扫地出门，形同垃圾了。在“发扬五四传统”的口号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孔子作为旧时代的圣人，儒学作为封建性学说，不断受到批判，而且越来越严厉。

在学术上，旧经学传统已经中绝，儒学被纳入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学科之中。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斗争为主线，将古代思想家分为两大阵营，从而加以褒贬。 儒家学派中只有少数具有唯物论或无神论倾向的儒学学者，如荀子、王充、王廷相、罗钦顺、王夫之等人，得到较高的评价，而且主要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至于儒学道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皆因 其唯心或尚理而受到批判，整体上是被否定的，只在某些局部略有肯定。

这一时期的大陆，可以说既没有儒家学派，也没有儒学的研究，大中小学没有儒家经典的训练，儒学整个地被人们遗忘了。

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1973年、1974年两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儒学突然作为反面教员被揪到审判台上，遭受空前的猛烈的攻击，一时间弄得纷纷扬扬，好不热闹。

这场“批孔”运动毫无学术性可言，也不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或者说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

但“文革”中的批孔可以说是无的放矢，社会上已没有儒家存在，礼教更荡然无存。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五四运动批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1949年起铲除封建主义残余20多年之后，孔子的思想还在大陆上活着，还有很顽强的生命力。

四

1977年以后，儒学的研究摆脱了影射史学的干扰，不再作为政治家手中的斗争工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政治与文化气氛逐渐宽松，学术开始活跃，初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1985年以前，儒学重新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受到重视，而理论框架基本上未超出五六十年代的传统，但局部有所突破。

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旧接半、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孔子、孟子、董仲舒和程朱陆工的评价有所提高，他们的丰富思想得到多方面的较充分的阐发。在教科书方面，冯友兰晚年致力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部书前后经历了40年，而集中写作在80年代，它既保存了冯先生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又大量增补了冯先生50多岁以后艰苦探索得来的新资料新理解新体会，不论人们做如何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书做到了“修辞立其诚”。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位哲学大师在时代大转换中探讨中国哲学发展新路的良苦用心和曲折历程。

五

1986年至1989年大陆学术界掀起文化热。各种思潮互相撞击，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改革的任务和新模式的选择。于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及如何汇合的问题又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培养出的大批文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血气方刚，思想敏锐，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成为文化队伍的生力军，文化热由此而空前升温。令人感兴趣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再度受到人们关注，成为文化讨论中的热点。

对待儒学的态度可以分成两大派：一是西化派，二是转化派。西化派，主张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不论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只能实行“全株移植”，不能有选择地“移花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