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一段文字，历来不少注释家解读为：孔子很少言利、赞同天命、赞许仁德。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解》曰：“罕，少也。”并注引程颐语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其意谓孔子很少言及“利与命与仁”相关之事。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向来是非常关注“利与命与仁”之关系的，《论语》中就多有论及。此句中的“子罕”，我以为应释为人名“子罕”，即“宋子罕”。

关键词：《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别解；子罕；宋子罕

《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于这一段文字，自古以来不少注释家解读为：孔子很少谈利、赞同天命、赞许仁德。以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解》对此句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其释曰：“罕，少也。”并注引程颐语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此释意谓：“利与命与仁”相关的话，“皆夫子所罕言也。”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孔子向来是非常关注“利与命与仁”之关系的，《论语》中就多有论及。在此句中的“子罕”，我以为不应释为“夫子所罕言”，而应释为人名“子罕”，即“宋子罕”。此句意谓，宋子罕言及利时，总是把利与命与仁联系在一起考量。

一、孔子的义、利观

纵观《论语》全书二十篇，一万五千馀言，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教人处理好“利”与“仁”、“利”与“义”、“利”与“德”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正是伦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利”与“义”、“利”与“仁”、“利”与“德”等的相互关系，曾进行过多次探讨与辩论，也有过多次正面的阐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利”、“义”、“命”、“仁”、“德”之间的关系上所坚持的以“仁”、“义”、“德”制“利”的基本主张与立场。全书直接或间接谈论“利”的达10馀处；运用“命”字21处，其中含“天命”、“命运”语义的有10馀处；运用“仁”字109处，其中含“仁德”意义的达105处。由此可见，说孔子很少言“利与命与仁”之说，是毫无根据的。那种将“子罕言利”作为根据，断定孔子与先秦儒家只重“命”、“仁”、“义”，而排斥“利”的观点，这是与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实际相悖的不科学的结论。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就特别强调：“《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故“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者之意，并非是孔子甚少论及“利、命、仁”三者之本义。

二、《论语》中所言“利与命与仁”者举隅

现将孔子与其弟子在《论语》中所言及“利与命与仁”者，举隅如下：
1、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此为言利与道之关系。
2、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此谓一味地追求私利，就会招致人们的怨恨。
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此言君子与小人不同的义利观。
4、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意谓专心致力于民应遵从的仁义道德，敬鬼神而远离它，便可谓智者了；仁德者要付出艰辛努力，不计较获得，便可谓仁者了。
5、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告诫子夏：为政不要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想求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6、子路问成人。……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意谓要成为完美的人，就要做到见财利能想到道义，遇到国有危难而愿付出生命。
7、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意谓士人遇到国家危难，能献出自己的生命；遇到有利可得，能考虑是否合乎义。
8、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意谓取利无道为耻辱。
9、“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意谓在义的前提下取利，人不厌其所取。
10、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言谓义利的价值取向。
11、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言谓学之功利。
12、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言谓取利有道。
13、“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言谓利之公平分配。
14、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论语•阳货》）。言谓利益之得失。
15、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意谓君子以为义是最高尚的。
16、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谓君子的五种美德：惠民而不费，劳民而不怨，行仁义而不贪财利，安舒矜持而不傲慢，庄重威严而不凶猛。
以上《论语》中所载录孔子及其弟子有关“利”与“仁”、“义”、“道”、“德”相互关系的言论，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言及“仁”、“义”、“利”等关系上，向来主张以“仁”、“义”、“德”制“利”，使其在社会发展动态中保持某种“平衡”，从而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些基本主张，后来儒学大师孟子表述得更为透彻精辟。
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有时表现为尖锐的对立，有时又能达到完美的统一。孔子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义不取、“义然后取”，“取之有道”等义利统一观。当然，孔子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一概地反对求利致富，但他反对取之无道。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在国家兴旺发达时，个人却贫穷低贱，是你无能，没有努力进取，这是你的耻辱；在国家衰亡之时，个人却荣华富贵，这是发国难财，这是你的耻辱。他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由此可见，孔子谋利致富之心还是很强的，并不反对追求合理的财富和个人利益。他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他赞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必也圣乎！”（《论语•雍也》）他痛恨的是“苛政猛于虎”，反对谋不义之财。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得富贵，反对以歪门邪道、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啊！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利统一，这才是孔子一生坚定不移的观点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