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六点“必须有一定的具体的修炼场所与机构”，儒家也是符合的。根据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其修炼场所与机构有民间与官方两种形态：民间的形态包括家庭、私塾与社会，官方的形态包括太学、国子监等教育机构和各级政府机关等行政机构。其中的私塾、太学、国子监等教育场合是人们集中学习儒家理想与学问的地方，其培养的主要目标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的家庭、社会和各级政府机关是儒家实践其理想的场合。其学习的场合和实践的场合虽然不同，但完全是相辅相成的。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4]换句话说，天赋好的就来学儒，学儒好的就去做官，做官好的再来学习，从而在学堂、社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使所有的官员都成为圣贤，使所有的圣贤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此外，作为儒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宗庙与孔庙也是其集中活动的场所。不过，同其它的场合不同，宗庙与孔庙主要是从事各种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平时是不便使用的。有一次，孔子问：“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75]《论语·八佾第三》说：“子入大庙，每问事。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问事。’子闻之，曰：‘是礼也。’”宗庙祭祀是早就有了的，而孔庙则是汉武帝之后的事，其性质与宗庙相当。

　　至于第七点“必须有公认的唯一的教主”，儒家宗师孔子就是明证。有人也许要问，儒家不是一直强调三皇五帝吗？韩愈所列的道统中孔子不是很靠后吗？[76] 是的，儒家的确称三皇五帝为圣人，但那都是儒家所说的远古的圣人，并非儒家的创始人，更不是儒家的教主，儒家的创始人只有孔子，教主也只有孔子。如果按照韩愈的说法，当然不能以孔子为教主，但问题是，韩愈本身是就儒家的叛徒[77]，他的道统说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尽管孔子的确推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在儒家的问题上，如果没有孔子整理、编纂五经并以圣王之道兴办教育，根据春秋时期的局势，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是不可能形成的，是孔子的毕生努力奠定了儒家的基业。这一点，孟子的头脑是最清醒的。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周公、孔子等都是古之圣人[78]，他们中的哪一位也比不上孔子。他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79]后来，人们将孟子称为“亚圣”，为什么？因为在儒家看来，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仅次于孔子的圣人，是儒家的第二位圣人。这一点，儒家没有将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的用来祭祀的庙宇称为孔子以外的名称而是称为“孔庙”或“夫子庙”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上述对儒家与宗教规定性的对比不难发现，儒家是完全符合我在《论宗教》一文中给“宗教”一词所下的定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确是宗教。

　　（三）儒家的定性

　　然而，对儒家的界定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必须区别一些细节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新儒家运动”，先后涌现了不少被称为“新儒家”的人物，诸如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在哲学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另一方面又结合近、现代西方哲学巨擘[80]来建构庞大而精密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体系；在文化上，他们独树一帜，提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同时兼顾世界文化最新潮流的发展，主张将中、西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81]的确，从上述诸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所做的贡献来说，功绩不可磨灭；但如果从儒家的角度说，当代新儒家只不过是借用了儒家的一些术语和思路罢了，结合近、现代西方哲学巨擘来建构庞大而精密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哲学体系才是其真正目的，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儒家，因为他们不能满足儒家的五种表现。

　　虽然儒家的五方面表现完全符合宗教的规定性，但考虑到“儒”的本义和儒家的历史实际，我认为，我们应当从两种角度来把握儒家：其一，是集体的角度；其二，是个体的角度。这是因为，“儒家”作为一个集体名词来使用时同它作为一个个体名词来使用时的涵义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分别对待，不可一视同仁。

　　从集体的角度说，儒家指的是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以修齐治平为毕生理想、以五经为基本典籍、以祭祀为必需行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因为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人们都习惯上视之为一种学术流派。这样的看法至少在先秦是成立的，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不能完全成立了，因为经学固然可以说是学术流派，但其宗教的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说，儒家则是指构成儒家这一集体的人。由于这个缘故，英语中关于儒家的词汇有两个：“Confucian”和“Confucianism”。其中，“Confucian”指的是个体的儒家，是儒家这个大家庭的人；“Confucianism”指的是集体的儒家，是儒家这个大家庭本身。个体的儒家[82]当然是满足不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的，因而它是不能成为宗教的；集体的儒家[83]由于满足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所以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孔教”或“儒教”。梁代建初寺沙门僧祐法师《弘明集后序》说：“迩及汉代，始显儒教：举明经之相，崇孔圣之术。”《抱朴子·内篇·塞难》说：“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抱朴子·内篇·遐览》说：“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亦有年矣。”南齐僧岩法师《辞刘刺史举秀才书》说：“贫道弱龄出家，早违俗务，游心释风，志乖孔教，虽复道场未即，故亦洙训缅矣。”[84]此处称儒家为“儒教”，是因为儒[85]是其基本内容；称儒家为“孔教”，是因为孔子是其教主。事实上，英文的“Confucianism”一词正是以中文“孔教”的音译加上英文的宗教性后缀“-ism”所构成的译名，同当前“佛教”的英文名称“Buddhism”具有相同的性质。

　　[1]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江南文化研修学院教授等职。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