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的界定

　　了解了“儒”的本义，儒家的界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根据二十世纪后期中国人的一般看法，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术流派[14]。那么，儒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流派呢？

　　（一）儒家的表现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的这一记述表明，儒家具有如下之特征：第一，助人君顺阴阳；第二，助人君明教化；第三，游文于六经；第四，留意于仁义；第五，宗师仲尼。要确定儒家的具体内涵，就必须明了儒家的这五个特征。

　　所谓助人君顺阴阳，指的是主持、参预国家的各种祭祀活动。我们知道，阴阳问题一直都是中国人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传统的各种学说都离不开阴阳问题，甚至在先秦还有专门的阴阳家。在古代的中国，同阴阳直接相关的就是祭祀与占卜。事实上，从孔子教学开始，儒家就一直对祭祀问题无比重视。《论语·述而第七》说：“子之所慎：斋，战，疾。”[15]孔子最慎重、最看重的是斋、战、疾，因为三者在孔子心目中都是国家大事，不可不慎。三者当中，斋是第一重要的，这充分说明孔子对斋的高度重视。孔子所谓的斋主要是祭祀。《论语·乡党第十》说：“斋，必有明衣布。斋必变食，居必迁坐。”孔子为什么要如此看重斋呢？因为儒信奉的就是祭祀哲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6]在儒家看来，祭祀就是行善，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保祐而消除灾祸。在孔子的言谈中，他曾多次谈到祭祀问题。《论语·为政第二》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八佾第三》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颜渊第十二》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尧曰第二十》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乡党第十》说：“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连祭肉都要下拜，那该是什么样的敬重呢？当然，孔子所主张的祭祀的主要对象是自己的祖先。《论语·为政第二》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自己的亲属，不是自己的祭祀对象，如果您非要去祭祀，那你就是在谄媚鬼神，这是孔子所反对的。

　　所谓助人君明教化，指的是协助国君治理国家。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治国；其二，教化。所谓治国，就是直接到政府中去任职，用自己的所学直接为国效力。这一点，儒家的一贯主张是辅佐有道之君治国平天下。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7]孔子说：“居是邦者，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仕之仁者。”[18]儒家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当官，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而将内圣外王的儒家之道付诸实施。但儒家的治国有个基本原则，即《论语·泰伯第八》所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切都以政治是否清明为转移。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9]孔子之所以称赞蘧伯玉是君子，就是因为蘧伯玉能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0]。然而，政治要实现清明，没有正确的教化是不行的。所谓教化，就是通过办学的办法将自己的为人、为政之道教给学生，使之既有学问又有涵养，能够担当治国之重任。《论语·述而第七》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就是说，孔子是从文、行、忠、信这四个方面来教导学生的。儒家虽然被认为是专司礼仪的知识分子，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阶层，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国家、贵族，但从孔子开始，儒的教学就是不分阶级的。《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说：“有教无类。”这当然指的是孔子的办学方针，但后世清贫子弟进入仕途主要靠科举的情况表明，千百年来一直担负中国国民教育重任的正是以儒学为主的私塾和国学，各级政府基本上都是以儒取仕，从政的也大都是儒家。儒家如此重视教化，是因为从孔子开始就一直认为教化百姓是贤明的君主所必须推行的措施。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21]要想避免犯罪，就必须推行教化，使人民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22]在孔子看来，他更倾向于重用那些清贫子弟。有鉴于此，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3]善于教化，就能够得民心；有民心之拥护，得天下就不难了。

　　所谓游文于六经，指的是儒家皆以六经为依止，不为超出六经之事。六经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中国古代典籍，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在先秦，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更没有将其称为“经”的，这大概与儒家在先秦时的政治地位不高有关。将它们称为“经”而倍加推崇大概是汉代才开始的事，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将儒学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六者定为法定教材，致使经学在两汉盛极一时。虽然习惯上称为“六经”，但实际上却只有五经，因为《乐》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的。

　　儒家的《乐》指的是儒家所认可的高尚的音乐，诸如《诗》中的《雅》、《颂》等等，而不是指乐器。《论语·阳货第十七》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24]孔子反对郑声却提倡雅乐，为什么？因为“郑声淫，佞人殆”[25]，因为雅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6]。孔子认为，雅乐能够真正树人。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