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上述论文虽然都同儒家有关，但实际上却千篇一律地没有对儒家的规定性进行可靠的探讨。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既然探讨的都是儒家的相关问题，请问，它为什么是儒家的？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则探讨的内容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我们仅仅是人云亦云，认为大家都那么认为自己也那样认为就行了，则这样的回答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本文《附录》所列的论文中有这样四篇格外值得注意：《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荀子非儒家辨》、《董仲舒非儒家论》、《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典籍》。我们之所以说它们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都直接同儒家的规定性有关。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富于挑战性的作品几乎都回避了对儒家本身的严格界定，而是将笔墨泼洒在作者要说明的人物与典籍上。这样所导致的逻辑问题，我们在《承前启后论方法──关于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6]中针对《从心性学说看荀子思想的学派归属》[7]所存在问题已经揭示无遗，这里不予重复。虽然上述千篇论文中也有界定性的论文，如《什么叫“当代新儒家”？》，但本人以为，这同人们所普遍关心的儒家没有太多联系，因为在我看来，新儒家根本就不是儒家，认清了新儒家不等于就认清了儒家。至于余敦康先生的《什么是儒学》一文[8]，其实也不足以说明儒家的本质。

　　此外，人们虽然对儒家与宗教问题极为关注，但《附录》所列的论文却没有一篇对宗教与儒家本身进行本质性的有效揭示，因而也就导致了后来《文史哲》编辑部组织国内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组题为《“儒学是否宗教”笔谈》的文章。在那组文章中，笔谈参与者依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为此，我专门写了《论宗教》一文，系统地对宗教进行了考察，并对宗教的规定性进行了合乎宗教特质的严格界定。[9]处理宗教问题是如此，处理儒家问题也应如此。在我看来，只要儒家的规定性不澄清，类似于《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荀子非儒家辨》、《董仲舒非儒家论》、《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典籍》的争论就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

　　那么，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呢？

　　我在《论宗教》一文中没有直接回答，因为对它的回答已经不是《论宗教》的任务了。我想，儒家是不是宗教所牵涉的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一个，只要剩下的儒家问题解决了，究竟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儒”之本义

　　然而，要界定儒家，首先就要解决“儒”的涵义问题。

　　根据苏州大学文学院徐山先生的看法，“儒”字的原形是“需”，“需”字在形、音、义三方面都有其“原型和演变系列”。[10]

　　首先，在字形上，“需”是会意字，是人在雨下，最早见于西周的金文。这样的“需”具有两个义项：其一是作为名词的“儒”，其二是作为动词的“等待”、“需求”。“儒”这个字实际上是后来因为语音的分化而造出来的，用来分担“需”的名词义项“儒”，从而强化了其中的人的因素。

　　其次，在字音上，“需”所在的声母类型的演变过程是：“泥”母→“日”母→“心”母。在上古，“需”与“儒”的声母不同，后者分担了前者本义域中的一个义项。因此，在金文中，“需”有两种读音，一个是“日”母，一个是“心”母。“需”的两种读音、两个义域对人们的使用造成了不便，因而，人们便将作为名词的“泥”母、“日”母的“需”写作“儒”，将“心”母的“需”仅仅保留其动词的义项。

　　第三，在字义上，“需”的形义反映的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而它的本义则是雷神燎祭集团中的女性祭祀者，作为名词的“儒”其实就是对“需”字下面的人的祭祀身份的确认。儒家的孔子强调的是礼，这实际上与代表中国社会的雷神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的本义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徐山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我不敢说正确，但至少可以说有一些道理。根据我的看法，徐山先生的解释还没有真正切题，因为他事实上解释的是“需”而不是“儒”，“儒”是否真是从“需”分化出来的尚在两可之间。

　　那么，“儒”的本义是什么呢？

　　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就是说，“儒”指的是术士，是从事某种祭祀活动的人。这样的人，“儒”是其通称。据认为，从事祭祀的儒是春秋时期从巫、史、卜、祝中熟悉诗、书、礼、乐的人中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服务的人。我们知道，先秦的巫、史、卜、祝都是从事祭祀和占卜的专业人员。既然儒是从他们当中分化出来的，说明儒都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有涵养的专业祭祀人员。《周礼·天官·太宰》说：“儒，以道得民。”对此，汉代郑玄的注释是：“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颜的疏文是：“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从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儒不仅要从事祭祀活动，还要担负起以道德来“掌养国子”的重任。这样的儒实际上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事实上也是从孔子开始的。所以，徐灏对《说文解字》所作的注笺说：“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为儒都是有涵养、有知识的人，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儒家出身，所以，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将学人称为“儒”。《字汇·人部》说：“儒，学者之称。”《后汉书·杜林传》说：“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刘禹锡《陋室铭》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是相对于目不识丁的“白丁”而言的，指的是很有学问的人，事实上也都是信奉儒家的人，没有谁会将学问高深的佛教三藏法师如鸠摩罗什等称为“儒”的。可见，在古代的中国，儒就是主攻《诗》、《书》、《礼》、《乐》并从事祭祀的学者。

　　然而，这并非“儒”的本义。根据我的理解，它的本义应当是“祭祀”，作动词。孔子曾经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1]这里的“儒”，以往人们都将其视为名词，认为它是指儒者[12]。比如，徐山先生就认为，其中的“儒”指的是读书人。[13]这样的理解在语法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为”在这里应当是介词而不是动词，它后面接的“君子”是“为”的对象，再后面的“儒”则是本句的谓语。本句的大意是说，你要为君子祭祀，不要为小人求福。这么理解的儒家依据是，儒家祭祀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福。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明本》说：“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如果“儒”没有“祭祀”的意思，人们又怎么可能将其理解为“祭祀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