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丹教授讲《论语》

刚才看见网人转贴的《于丹〈论语〉心得（节选）》，拷贝如下：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著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
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所以，据于教授，原来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的“信”就是今日的“信念”、“信仰”，而“取信于民”其实是“让人民建立信仰”的意思！

于教授此论，足证所谓“儒学”今日竟然成了文盲渊薮。不管腹中如何空空，只要打出“弘扬国学”的大旗来，便能大做无本生意，扬名立万，甚而至于成了名教授，通过现代媒介给全国亿万青少年开课。这种特殊国情，凸显了为大大小小的伪知识分子们疗愚的紧迫需要。

本人才疏学浅，更于国学不过是个票友，连三脚猫都算不上，只能算个十分之一脚猫。如果不是网上出了东海一枭先生那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于丹这种名教授，原是绝对轮不到我献丑的。是这些同志的表演，使得我这位缺乏自信的同志想起了Ｑ爷的教导：“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以及据传是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怒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确，有如让全文盲们误人子弟，不如让我这半文盲把一得之见写出来。最近我正在整理旧作，因把过去的几篇有关文字拼在一起贴出来，供有志于学习国学的后生参考。错漏当然难免，尚祈方家赐教。

二、关于“大同世界”的争论

“大同”之说始出《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据现代学者考证，《礼记》乃是子思（孔子之孙）的学生和战国时代儒家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段话很可能是战国儒家伪托的，并非孔子语录。

首先，此话的风格不像。读过《四书》的人都知道，孔子和战国诸子风格迥异，无论谈论什么都是寥寥数语。哪怕是弟子追问，他也只作点简要的补充说明。于丹教授讲解的《子贡问政》就是典型范例。总之，孔子不知论证，更不展开作大段阐述，其教导很像后世游行口号或中央首长批示。但上引“语录”根本不是他的一贯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战国雄辩时尚。

更可疑的是，孟子多次论述过井田制的政经改革理想，其理想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颇有相通处，但孟子却从未引用这段语录作为有力论据。

最可疑的还是，孔子“述而不作”，没留下什么著作，其教导都是弟子记录下来的，而他们只会写“子曰”（也就是“师父说”），决不会写“孔子曰”。这一是出自学生的本能习惯，二是当时除孔子外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子”，跟战国时代是两回事。那时诸子蜂起，若不注明“Ｘ子”就可能造成混乱。如果某学派（例如墨家）提到自己的师父，为与别家的“子”相区别，就加个“子”在前头（如“子墨子”，那意思是“师父墨子” ）。但经典中从来见不到“子孔子”一语，那原因很简单：只有孔子的弟子才有资格这么说，而孔子时代根本没有与别家的“子”相区分的必要，用个“子曰”就够了，不会引起误解。战国时代的儒家也不会说“子孔子”，因为他们不是孔子的弟子，没这个资格，只会说“孔子”，孟子就是这么说的。

因此，窃以为那段语录很可能是孟子之后的战国儒生伪托的。

但后儒就是把它当成了孔子语录而信之不疑，所以，无论孔子是否真说过这话，它确实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它描写的景象与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颇有貌似之处，最醒目的表象，乃是它似乎描绘了一个公有制社会，无怪乎中共一直作此解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什么：“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的道路。”据说，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这才找到了实现大同的办法。58年“大跃进”，毛试图在农村试验这一套，最后闹得哀鸿遍野。

但我本人的理解却和这流行图象不一样，在《“太平盛世”危言》中，我说：“什么叫‘太平盛世’？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了，儒家老祖宗这个概念，跟现代人理解的完全不同，与物质繁荣其实无关，指的是理
想的‘和谐社会’，也就是所谓‘大同世界’。在这种社会中君王节用爱民，父慈子孝，主仁奴忠，夫唱妇随。漫说矛盾冲突，就连意见分歧都没有。放眼望去，但见到处都是‘同’而没有‘异’，也就是后世伟大领袖描绘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