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见有三层：有读圣贤之书晓其名目者，是一层也；有既读圣贤之书晓其名目，而又能潜思精察、豁然有悟其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间，知其圣贤之言果不我欺者，是又一层也；……有既悟名目之理，了然在心目之间而又能真践力行，实其所知，及其至也，则亲履其境，身亲其事，不徒目见而已也。如此，然后方可谓之真知也。”[38]

　　需要指出的是，栗谷先生强调的所要明的“理”和所关于要践的“行”，并非玄虚之理，蹈空之行，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日常伦理之理与行。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他的《文集》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如说：

　　“时无古今，道非高远，即在于日用之常。”[39]

　　“大抵道非冥冥深远底物事，只在日用之间。入则孝，出则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见得思义，如斯而已。”[40]

　　“为学在于日用行事之间。若于平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是名为学。读书者欲明此理而已。”[41]

　　“其学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择善修身，以成德为期；晓达治道，以经济为志。”[42]

　　“人生斯世，非学问无以为人。所谓学问者亦非异常别件物事也，只是为父当慈，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夫妇当别，为兄弟当友，为少者当敬长，为朋友当有信，皆于日用动静之间，随事各得其当而已，非驰心玄妙，希觊奇效者也。”[43]

　　由以上论述，我们又可以看到，栗谷强调的明理践行，最终都落脚到“礼”字上。他遵循程朱的观点说：“夫礼者，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44]而且认为，“博文约礼二者，于圣门之学如车两轮，如鸟两翼。”[45]所以，除“四书”外，栗谷先生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是“礼”的问题。对于“礼”，栗谷先生十分推崇朱熹的《朱子家礼》。他认为，礼应当随时代的变迁予以修订，而不应当盲目拘守古礼，《朱子家礼》则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好的榜样。所以，在许多《家礼》与古礼不尽一致的“礼”制、“礼”仪上，他都主张从《家礼》。如他在与郑季涵讨论“吉祭”、“谭祭”先后问题时就说：

　　“吉祭之后乃复平日之所为者是古礼，《朱子家礼》已不能尊用矣。盖二十七月之谭，已过圣人之中制，则安可延丧制更俟谭后逾月吉祭乎？……若以为宁违朱子，必复古礼，则又非愚见之所及矣。”[46]

　　栗谷先生在此文附记中说明了变古的道理，说：“古之谭祭在二十五月，故可俟逾月吉祭，今之谭祭在二十七月，违古制，故不可俟吉祭。”这是说，今时的谭祭制度已改变，已超过古礼中吉祭的月日，所以不应当再按古礼的规定，待吉祭后再恢复平时的生活，而在谭祭后即可恢复平时的生活。

　　由于栗谷先生在“礼”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和深刻的见解，他对当时许多现实的、具体的“礼”制、“礼”仪问题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变通诠释，从而在当时和以后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栗谷先生友朋、弟子或后人撰写的“行状”、“墓志铭”、“年谱”等文字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三件与“礼”有关的事，而通过这三件事，把栗谷先生“礼”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充分揭示了出来。这三件事是：

　　一，关于状元在成均馆的座次问题。当时，成均馆的儒生都是按年龄长幼排序而坐的，然而一些社会流俗则认为，士子中榜，“尊敬状元”，一般儒生岂可坐于状元之上？对此，栗谷先生辨明道：

　　“状元之尊，施于榜会可也，馆中乃明伦之地，长幼之序不可乱也。且古者王世子入学齿让，则状元非所论也。”[47]

　　二，关于宣祖亲祭大院君是否合礼的问题。大院君是宣祖的亲生父亲，然当宣祖准备亲临家庙拜祭时，弘文馆的儒官们却上札认为，按照礼，君不可祭于私庙。此议，使宣祖大怒，将治罪于弘文馆儒官，经大臣们救解乃免。栗谷先生听到此事后评论说：

　　“所后之义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轻也。虽得一意于正统，岂可尽绝于私亲？主上亲祀于私庙，情所不免，而于礼无违，玉堂何所见而请止乎？或疑主上于私庙若用君祭臣之礼，则子不可臣父；若用子祭父之礼，则有嫌于正统，皆不能稽古之说也。礼，有公朝礼、家人礼、学宫礼。公朝礼则以君为尊，故虽诸父皆得以臣之，惟亲父不可臣也。家人礼则以属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汉惠于宫中坐齐王之下是也。学宫礼则以师为尊，故虽天子，有拜老之仪，明帝之拜桓荣是也。大院君诞生圣躬，假使生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见必拜矣。今入其庙，用侄祭诸父之礼，有何不可乎？俗儒乃进无稽之说，诚可叹也。”[48]

　　三，关于仁顺王后发葬时行望哭礼的问题。当仁顺王后发葬时，正值宣祖身体不适，不能亲自送葬与祭陵。于是，宣祖想在仁顺王后灵柩离开玄宫时，率领百宫望陵而哭，以表达孝思。然此举是否合礼，宣祖没有把握，于是下诏垂询众臣。栗谷先生对此议论说：

　　“礼有常有变，躬诣山陵，礼之常也；有疾摄行，礼之变也。《五礼仪》只道其常，故无摄行之仪。若于下玄宫时全然无事，似为欠阙，窃恐议礼之臣未及建白也。自上孝思无穷，当此大事，无所不用其极，下教之辞允合礼意。此实处变而得礼之正，传之后世，永为成法，决无可疑也。”[49]

　　由以上论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栗谷先生的经学研究绝不是书呆子式的，而是在深刻理解与把握“礼”之“理”的基础上，去回答和解决人伦日用中的实际礼仪问题。即就以上三事的论述看，都是既合情理，又有根据，使人心服，可为法式的。

　　注 释：

　　〔１〕《经学历史注》“序言”，1934年商务印书馆。

　　〔２〕同前。

　　〔３〕同前。

　　〔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附《读〈论语〉〈孟子〉法》。

　　〔５〕《郑圃隐先生关联资料集（二）》，圃隐思想研究院编。

　　〔６〕《辞大提学启》，《栗谷全书》卷八。

　　〔７〕《栗谷全书》卷三十三。

　　〔８〕《与宋颐庵》，《栗谷全书拾遗》卷三。

　　〔９〕《文策》，《栗谷全书拾遗》卷六。

　　〔１０〕《文武策》，《栗谷全书拾遗》卷四。

　　〔１１〕《圣学辑要》“序”、“进札”，《栗谷全书》卷十九。

　　〔１２〕《栗谷全书》卷十五。栗谷先生这一读书次第思想来自朱子，他在《圣学辑要》中引了朱子的一段话可作佐证。文曰：“朱子曰：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首尾通贯，都无所疑，然后可读《语》、《孟》，又无所疑，然后可读《中庸》。”（见《栗谷全书》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