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史载，李朝宣祖曾问栗谷先生“尝读何书，所最喜者何书乎？”栗谷先生回答说：

　　“习举业时所读，则犹不读也。向学之后，从《小学》读来，至《大学》、《论》、《孟》，犹未及《中庸》。终而复始，尚未能通会，故不及于“六经”矣。”[16]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博取科举功名所读的书，就如同没读一样。而自从尊奉程朱性理学以来，则从《小学》读起，接着是《大学》、《论语》、《孟子》，如今还没有读到《中庸》。我反复研读“四书”，然由于还没能融会贯通、领会透彻，所以还没有对“六经”进行认真的研读。由此可见，栗谷先生自述其为学之次第与其在《击蒙要诀》等文中所列次第完全一致。

　　关于“四书”中先《大学》后《中庸》的次序问题，栗谷先生认为并不是什么人随意或故意编排出来的，也不是孔、曾、子思先后有序的意思，而是由其下学上达的内在关系决定的。所以他说：

　　“若《大学》、《中庸》各自明道，不相管摄，初非有意于先后次第，则程朱之教人先读《大学》者，非孔、曾、子思之意也。不先《大学》，从事于格物致知，而径学《中庸》，欲上达天理，则吾未保其善学圣道也。”[17]

　　又说：

　　“《大学》一部最宜熟读。学者莫先于格物，不先格物而欲之圣人之道者，譬如夜半披荆棘、涉山川而欲行路也，安往而不途穷哉！”[18]

　　对于“四书”在“道学”中各自的性质与功用，栗谷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要的概述。而于中，也可以窥见栗谷先生对“四书”的精深研究和深刻体会。 文曰：

　　“《大学》，明道之书也，极规模于其外，尽节目于其内，欲使学者自明其天之明命以及乎天下，而其旨则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

　　“《论语》，入道之书也，因门人之进学，量其才而笃焉，欲使学者全其本心之德以立其根本，而其旨则卷卷于“仁”之一字而已。”

　　“《孟子》，卫道之书也，扶既衰之圣教，斥横流之邪说，因人性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则其旨在乎“存天理”而已。”

　　“《中庸》，传道之书也，究性命之蕴奥，致中和之极功，费而至于配天，隐而至于无声臭，则其旨岂在于“诚”之外哉。”[19]

　　后人称颂栗谷先生说：

　　“其讲论之际，分析精微，极尽底蕴，立言著书，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与退溪先生论理气、牛溪先生论人心道心，往复长书累数十篇，皆出自得，不袭陈言。明白证援，曲畅旁通，横说竖说，无不当理。”[20]

　　或谓：

　　“先生妙契至微，沛然自信，敢说先儒未敢说底。然后如耒耜陶冶备具，而生人之道乃足矣。”[21]

　　确实，栗谷先生不仅在“理学”理论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心得和见解，而且在“经学”方面也不墨守成说，而有许多创造性的诠释，时有新意，颇多发明，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例如，一次他在御前经筵进讲《书传》至“肯构”“肯堂”一句时，栗谷先生不同意一般人作“墨守前人基业”的解释，而提出应理解为有所“经营发展”的意思。他说：

　　“今人多不解此义，只以胶守前规为堂构，此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构屋，乃谓善承父业，若守其基而无所营建，则乃是不肯堂构也。”

　　 接着，栗谷先生又发挥说：

　　“以国家言之，祖宗创业多有未遑者，或时移岁变多有可矫革者，随宜经纪，当乎义理，乃是继志述事也。”[22]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说文王本应活一百岁，武王本应活九十岁，文王把自己的三年寿命给与武王，因此后来文王活到九十七，武王活到九十三。[23]对这一记载，栗谷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说：

　　“《礼记》所谓文王以三岁与武王，则是修短之数不禀于有生之初，而父得与子，子得以与父矣。天下安有此理哉！纵有此理，武王若达孝，则安敢减父之寿以自益耶？此说乃汉唐之好事者为之辞，而不究其理耳！”

　　于是，他在引用《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一语后说：

　　“愚亦以为《礼记》不可尽信也。”[24]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它充分说明了栗谷先生“敢说先儒未敢说底”的创造性解经精神。

　　栗谷先生于“四书”“五经”用力甚勤[25]，对各家注疏多有所更订。据其门人金长生撰写的《行状》记述，栗谷先生“于‘四书’‘三经’患其《口诀》释义不精，或违本旨，多所更定。而《小注》诸说同异，亦颇取舍点抹。于《小学》书，病其旧注讹舛，详略互异，乃择精要、删繁乱，而有未备者补以己意，名曰《集注》。”[26]

　　栗谷先生平生敬信朱熹所编集的《小学》一书，用力最勤，他所作的《小学集注》受到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如他的好友牛溪成浑评论说：

　　“《小学》注说多门，莫归于正，（栗谷）乃取诸家，删繁粹要，集长去短，一以不反乎经旨、明白平实而或详或略，又以互相发焉。可谓执群言之两端而善于折衷者矣。”[27]

　　栗谷先生对于《四书口诀》、《四书小注》等书的删正修订也是十分精审的，诚如时人评论所说：

　　“栗谷《四书诀释》及《小注》批抹，极其精详，可使后学感发。惜其未及毕工于经传，且未广播于当世。”[28]

　　这里所说的《四书诀释》可能就是《四书谚解》，据《年谱》记载，栗谷先生“尝定《大学谚解》”。又说：“先生于《四书谚解》讫工，而‘五经’则未及焉。”对《四书小注》，栗谷先生则“以朱墨批抹，或圈或点，分为八条[29]，订其得失。”可惜的是“《语》、《孟》失于壬辰兵火，独《庸》、《学》存焉。”又按《年谱》说，栗谷尚有“《周易传义》及《近思录口诀》亦行于世。”[30]即此可见，栗谷先生“经学”方面的著述也相当丰富。

三

栗谷先生不管是自励还是教人，“必以立志为先，躬行为务”[31]。因此，读经必需“明其理而措诸行，以尽成己成物之功”，是栗谷先生“经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他尝说：

　　“后世之道学不明不行者，不患读书之不博，而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见之不广，而患践履之不笃。”[32]

　　明道察理，不等于墨守外在的礼法，而是要能格物穷理，这是栗谷先生的一个重要观念。因此，他对当时学界只知墨守礼法，而不思穷理的流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