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是由考订、研究、传授、发明儒家所推崇的几部上古典籍而成立、发展起来的。相传孔子删定“六经”，即：《诗》、《书》、《易》、《礼》（《仪礼》）、《春秋》、《乐》，始有“经”目。先秦诸儒，如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以及荀卿等，传授、发明“六经”思想，开“经学”之先河。至汉代，经学昌明，名家辈出，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学科——“经学”。

　　自汉以后，经学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学派，对此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最笼统的划分是所谓的“汉学”、“宋学”两大派，细分者则有四派之说，如认为：“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清）别为一派”。当代已故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认为上述两种分类都不尽妥善，因而提出了三派说，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1] 。周先生的意见应当说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经学演变特点的。关于这三派的学术特征，周先生概括说：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2]

　　周先生的上述揭示，同时也道出了“经学”演变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密切关系。“宋学”是宋代学者、思想家借助“经学”复兴儒学的产物，而“宋学”的形成又有力地推进了宋代复兴儒学、建立性理学的进程。被朱熹尊奉为理学先驱与奠基者的北宋五子，无一不以发明“六经”，特别是《易》理为己任，以为儒家天道性理之学就蕴藏在“六经”之中。因此，理学和“经学”是密不可分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尝言：“舍经学无理学”[3] 。尽管他心目中的经学是“古文学”经学，然理学离不开经学同样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宋明理学大家，大多也就是经学中“宋学”流派的大家。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理学理论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在“经学”发展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经”的范围由汉之宋是有变化的。概略言之，汉初因《乐》经已佚，故尊“五经”，设“五经博士”。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然其时又将《论语》同时刻石，故亦可视为“六经”。其后更增《孝经》为“七经”。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称“九经”，而文宗开成二年刊九经于石碑时（史称“开成石经”），又附以《论语》、《孝经》和《尔雅》，实已成“十二经”。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代之以《孟子》。宋则在唐“十二经”基础上增入《孟子》，遂成今“十三经”之规模。以上变化中，除《孝经》、《尔雅》外，都是升“传”为“经”。因此，由汉之宋，尽管称“经”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人们对其中“经”、“传”的地位还是有分别的，“五经”始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自从朱熹继承二程之意，以《大学》、《中庸》、《孟子》配《论语》编为“四子书”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书”与“五经”开始并称。元代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以“四书五经”为科举取士的根本标准，明、清两代大体承袭元制。所以，元以后“四书”在“经学”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乃至有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如程子尝言：

　　“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4]

　　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把“四书”看得比“五经”更为重要，可以说是程朱以后理学家“经学”思想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同样也鲜明地表现在韩国李朝理学家们的“经学”思想中。

二

韩国性理学自高丽朝末传入后，同样也是以“经学”为基础的。根据史籍及其师弟的记述，韩国理学宗祖郑圃隐（梦周），对于“四书”“五经”都有独到的心得和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词章之学乃“末艺”，为学当求“身心”之学，而“身心”之学就在“四书”中。如郑三峰（道传）在其《圃隐奉使藁序》中记述了闵子复（安仁）告诉他的一桩有关圃隐先生的事，文曰：

　　“一日，骊江闵子复谓道传曰：吾见郑先生达可，曰：词章，末艺耳，有所谓身心之学，其说具《大学》、《中庸》二书。今与李顺卿携二书往于三角山僧舍讲究之，子知之乎？予既闻之，求二书以读，虽未有得，颇自喜。”

　　 同文中，郑三峰还具体地概述了圃隐先生在“四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讲论要旨。如说：

　　“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5]

　　由此可见，圃隐先生特别注重和强调通过“四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接受和传播性理学。圃隐先生的这一传统，为以后李朝的理学家们所继承。

　　栗谷先生尝自白说：“臣自少只读经书，不习辞章”[6] 。而《年谱》所载亦谓，栗谷先生自幼“受学于母夫人，间就外傅”，七岁时已对“《四书》、诸经，率皆自通。”二十九岁时又以“明经及第”[7] 。即此可见，栗谷先生具有深厚的“经学”根基。

　　栗谷先生与圃隐一样，十分强调“文以载道”，而对于那些“不求实理而徒尚浮藻”，“外道言文”的“俗儒”给予严厉的批评。他曾对古圣贤之为文与今人之为文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大抵古人之所谓文者与今人异。……古之人以道为文，以道为文，故不文而为文。噫！孰知夫不文之文，是乃天下之至文耶！以之为《语》、《孟》，以之为“六经”，以之为“三百篇”，或奇或简，或劝或戒，旨趣之精，声律之协，咸出于自然耳。何尝若后人之牵强作意、雕朽镂冰者之所为哉？”[8]

　　因此，他认为：

　　“道之显者谓之文。道者，文之本也；文者，道之末也。得其本而末在其中者，圣贤之文也；事其末而不业乎本者，俗儒之文也。……苟能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则可以与议于斯文矣。仰惟吾夫子，取群圣之教而折衷之，载在‘六经’者是已。尚矣哉！无复议为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