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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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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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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收入《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经纬《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图书评介》1979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张铁山《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喀什师范学范学报》1988年第5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周北川《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四品〈如意宝珠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ZGWWW国学文摘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三十品研究》，《耿世民先生70寿诞纪念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除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举其要者有：
Geng Shimin, Qädimqi Uygurcä buddhistik äsär "Ārya-Trāra-buddha-mātrikavimsati-pūga- stotra- sūtra" din fragmentlar, Turkluk Bilgisi Araş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牛汝极《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铁山《从回鹘文〈俱舍论颂疏〉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 国学×参考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1～2）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英文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1989）；
——A study of one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 1989;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zgwww.net
——《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遗憾的是本文之回鹘文转写被全部印错）；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zgwww.net
P.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载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载Türk Dili Araş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 6, 1995）；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条，590余行。[92]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93]
（四）河西回鹘文化宗教研究
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中已略有涉及，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则对其作了更细致的描述，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汉文传世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依据的，故无法深入回鹘文化的内核。其实，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回鹘文文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等对此也都有较多的反映，杨富学撰《九～十二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就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 zgwww.com
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献中，内容最为集中的是佛教，杨富学曾以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刻本为依据，著成《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94]通过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考察，结合石窟壁画，杨富学、杜斗城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以专论河西回鹘佛教的兴衰。至于景教，虽未发现专门的文献，但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基督教徒名字中可以推定，在9～11世纪间，沙州回鹘中是有景教徒存在的。[95]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96]在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解梦书》尾跋中，曾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至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97]此外，钟进文还撰文探讨了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问题。[98]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99]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国*学*参*考
论及河西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100]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101]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不得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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