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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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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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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地考》，《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
陈国灿《对未刊敦煌借契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陈庆英《从敦煌出土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载同上；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国*学*参*考
方广锠《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偈颂帙号法》，《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纪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收入《敦煌归义军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 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与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邓文宽《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 guoxue-cankao
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八至九世纪吐蕃对瓜沙地区汉人的统治》，《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刘进宝《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孙林《敦煌写本S. 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陆离《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论著简括了敦煌遗书中的多种资料，其反映的敦煌吐蕃史事大多为正史所不载。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排比、分析、研究，许多笼罩在古代吐蕃史，尤其是唐代敦煌吐蕃历史上的迷雾逐步得到或正在得到廓清。 国*学*参*考
在为数丰富的汉藏文吐蕃文献之外，敦煌现存的吐蕃文化遗产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窟艺术品和一定数量的藏文题名[53]。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曾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由来自吐蕃本土的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莫高窟的开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很多，据统计，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近20个，后代重绘约11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的洞窟近90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12、231、237、159、360、261等。[54]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条潇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55]
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在蒙古军进攻河西之前，成吉思汗就向西藏佛教界表示愿意皈依，西藏地方势力也派使者表示臣服之意。1244年阔端王与西藏萨迦宗教领袖班智达会晤于凉州，遂使藏传佛教密宗艺术渐次盛于河西，莫高窟第465窟的金刚乘藏密壁画即为其代表。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窟顶绘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绘各种金刚，有表现男（象征慈悲）女（象征智慧）双身合抱“双合像”，有表现以恶制恶的各种愤怒金刚等。各种形象都很生动细腻。用色变化多样，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不特在藏族密教艺术中堪称上品，即使在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是难得的瑰宝，值得珍重。学界对其多有研究，如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至于该窟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元代洞窟，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窟的开凿应在唐代中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15～417页）；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8页）、谢继胜《莫高窟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3～4期）等。 zgwww.com
三 粟 特
粟特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对他们的研究，近年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成果颇众，举其要者有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3期，1985年）、陆庆夫《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陈海涛于最近发表的《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001年第2期）、《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 LOVE GUOXUE
提起敦煌粟特民族，我们首先会想起的无疑是1907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的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年代问题。在这些古信札出土不久，威斯尼通过对其纸质的鉴定，认为其时代应在2世纪左右。后来，随着书信内容的解读，其具体年代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W. B. Henning)读懂了其中编号为T. XII. a. ii. 2的信札（即第二号信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312～313年之间。[56]60年代，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进一步解读了这封书信，对亨宁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其写成之时应在196年。[57]
我国学者对该文献的关注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黄振华撰《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一文，基本上赞成哈尔玛塔的断代，但对亨宁和哈尔玛塔释出的“匈奴”表示怀疑，提出“原文究竟是‘匈奴’或‘汉人’，还值得研究”，认为写信的年代有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此后，维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撰《中亚地区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接受了亨宁的4世纪说。 国学×参考
1983年，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中也谈到该问题，认为其时代不应晚于汉代。后来，林梅村又继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信件文义的分析和考古地层关系，将其时代推定在200～204年之间，认为其中以202年的可能性最大。[58]
与此说相左，陈国灿撰《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以大量的汉文史料来揭示第二封信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指出其发信地点是姑臧而非敦煌，书写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王冀青通过对第二号信札的译释和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东晋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信札内容中有永嘉元年邺城被焚毁事件和西晋怀帝被俘一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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