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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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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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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zgwww.com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1989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著，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国学百科zgwww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 T. 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 T. 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239解读》（《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 T. 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 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部）研究著作，如： 中国网ZGWWW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 T. 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国学×参考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一曰《战国策》）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 T. 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中国藏学》2002年第2～3期）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4期，1982年、第13卷第2期，1983年）、《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zgwww.com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 2736、S. 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著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 T. 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国*学*参*考
王尧《P. T. 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 T. 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6，I. O. 751，P. T. 134，P. T. 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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