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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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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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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111]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12]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3]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14],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15]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16]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17] ZGWWW国学文摘
六 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国学×参考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zgwww.net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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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②] 李聚宝《“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③]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国*学*参*考
[⑤] 李聚宝《允戎不是塞种》,《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余太山《允姓之戎考》,《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 曹怀玉《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3~4期合刊;陈可畏《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朱悦梅《张骞“凿空”前的敦煌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⑦]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齐东方《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名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⑧] 周伟洲《嗢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
[⑨] 高永久《萨毗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1996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59~267页。
[⑩]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编印,1995年(又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国学×参考
[11] 牛来颖《释“南山”》,《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邵文实《敦煌遗书中的“南山”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6期;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12] 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物的族属诸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钱伯泉《仲云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3] 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之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张久和《河西地区的达怛》,《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谭婵雪《〈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14]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zgwww.net
[15] 杨富学、李吉和《近年国内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述评》,《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李树辉《Sarï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17] 20世纪国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1~4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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