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首页 | 天下国学 | 传统文化 | 文学园地 | 历史天空 | 社会一角 | 资源下载 | 专题 | 会员中心 | 文库 | 社区 | 论坛 | 文摘 | 博客 | 地理 | 海外 |

		当前位置：主页>天下国学>典籍文献>文章内容

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来源：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7-04-28

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

杨富学

作者提供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学科简介研究成员成果一览唐史文汇史论撷英述文笔谈研究综述最新情报学林侧记鸣沙知闻石室述论莫高漫记学会消息课题巡礼

原刊《中国民族研究年鉴》，民族出版社，2004年

一总论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①]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②]、火烧沟人（羌）[③]、塞种[④]、允戎[⑤]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⑥]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⑦]、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⑧]、苏毗（孙波）[⑨]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⑩]、南山[11]、仲云（众云、众熨、种榅）[12]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13]、党项（西夏）、蒙古[14]及黄头回纥（裕固族）[15]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6] 中国网ZGWWW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 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7]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在新世纪伊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吐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18]建中二年（781）[19]、贞元元年（785）[20]、贞元二年（786）[21]、贞元三年（787）[22]及贞元四年（788）[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网ZGWWW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名称可考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多称者）；四、经及注疏（尚待甄别者）；五、怛特罗文献（梵文名称可考者）；六、怛特罗文献（已甄别但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待甄别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待甄别者）；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 Catalogues by F. W. Thomas 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尚不包括内容重复太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写本）。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学*参*考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巴黎，1978、1979年）。

中国网ZGWWW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 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ZGWWW国学文摘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共13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