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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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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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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具体的内容，在记地记人两部分合并之后，诚然具有一方之史的性质。但是具有一方之史并非与地毫无关系。《史记》和《汉书》都是全国之史的不祧之祖，不是也分别各有其《河渠书》和《地理志》？这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撰写的方法。前面说到《汉书·地理志》所涉及项目之多，恐怕是任何方志都不能达到的。不要说是州县小邑，就是一路一省也难于都能具备。《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皆是地理现象，《史记·河渠书》确是兼记演变过程，可是以前方志的纂修者却只追踪于《地理志》，《河渠书》的规模殆少有涉及者。仅记载地理现象，就是了无遗阙，数目究竟有限，再加以只重沿革，也许就更为单纯稀少。章学诚讥讽这样的撰写方法，谓为“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按照以前那样略似类书的资料汇编的写作规矩，也难得有所作为，前人无说，是不易汇集成编的。地理现象的演变，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由若干事例观察，也许人为的原因还多于自然的原因，这就不能不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有关。不仅有关，地理现象有了演变，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情形往往关系到县邑地区的发展演变，不应该稍事忽略的。以前的旧方志在这方面确实是忽略了，不能再忽略下去。 zgwww.net
如何才能不至于忽略?这就需要执笔纂修者亲自莅临考察，具体了解。这是说纂修方志之时应该作实地考察工作。以方志作为记地之书，记地就不能不从事实地考察。以方志作为记人之书，甚至以方志上同于全国的史书，也应该符合具体事实。《水经注》是记地之书，《史记》是记人之书，这是众所周知的。郦道元为了撰述《水经注》，曾经亲自莅临一些地方，仔细考察，故其书周到细致，特别是写景状物，使读者也仿佛亲临其境，得其真貌。司马迁更是遍历全国各地，既已统观全局，更进而个别访问。他曾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他还曾到大梁之墟，求问所谓夷门的所在。夷门为魏信陵君迎侯赢之处。《史记》能成为信史，历时愈久，愈受人称道，非无由也。可是许多方志的纂修者，既未能效法郦道元，更未取则于司马迁，虽能连篇累牍，亦不乏讹误之处。我曾经稍事列举，以作例证。这里不计烦琐，再拈两例，以见一斑。
北宋与西夏构起边衅，永乐城之战最为重大，主帅以下，数十万人，全军覆没。因为是重要战争，有关方志皆一例记载，并谓永乐城就是后来米脂县的永乐村。今陕西米脂县诚然有一永乐村，大可以作为证明，成为定论。我曾为此特赴米脂县考察，而且到了永乐村。永乐村乃在一条山沟的沟口，沟口相当狭隘，只有三户人家。实际上也只能住三户人家，除此别无去处。这样狭隘的山村，如何能够作为数十万人马相互争斗的战场?可是有关方志一再辗转抄袭，竟无人为之辨别，曷胜浩叹! guoxue-cankao
现在陕西潼关县本为清代的潼关厅。潼关厅亦有《潼关厅志》。《潼关厅志》解释潼关得名的事由，谓为厅境有一条潼水。这是不错的。潼水从什么地方流来，据说就是四川的梓潼水。梓潼水如何流过秦岭，一直流到潼关?却未再见解释。这能不令人奇异!永乐村于米脂县中，确实是荒村鄙野，往来不便，难得轻易前往。潼水由秦岭北坡流下，就流经当时的潼关城外，一目了然，奈何竞远推求于秦巴山地之南，也是匪夷所思了。
当然这两宗都是十分特殊的事例，不能以常情估量。这不是说其他的讹误就可以曲于谅解。要避免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讹误，就需要实地考察。其实实地考察并非过于艰辛。现在的永乐村诚然是荒村鄙野，人迹罕至，距离米脂县城，也只有几十里，不能说是无路可通的，潼水源头更近在潼关县南的秦岭山上，用不着多事跋涉。这样的实地考察工作不能说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为长者折枝而已。为长者折枝都不愿起动手足，那就无话可说了。
应该说实地考察并不是为了减少讹误或者是为了防止讹误，而是要像司马迁和郦道元那样提高方志的质量水平。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这样就使专载沿革的记地方式有所增益。 zgwww.com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新政日盛，新猷日增，可资记载的也就日渐繁多。方志的增益就不仅记地一端。前面曾经提到1982年《<陕西通志>纂修方案》，其中的《自然编》所列的《地理志》、《气象志》、《生物志》、《自然灾害志》和《人物编》的《人物志》，这都是记地和记人的专编。这样的专编合计起来才有五篇志，在全书的三十八篇志中是少数了。《陕西通志》的纂修方案是1982年起草和通过施行的，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十多年来，新政新猷又复不断增益，方志篇目当相应亦在不断增多。我现在确是孤陋寡闻，所见所知自是稀少，即以所见的来说，已不易以篇数卷数计，其多者竟达数十巨册，真是盛世修志，前无古人。
这样的连篇累牍的巨制，虽说是轶出于专篇的记地记人之外。实际上也是在增益记地记人的分量。就以《陕西通志》而论，记地的《自然编》于《地理志》之外，增益了《气象》、《生物》、《自然灾害》三志，其他各志也都与《地理志》和《人物志》分列，实际上应该是记人之书的扩充。具体的事情都是人们的作为，怎么能说和记人无关。
记人之书自来是以之记载先贤耆旧，先贤耆旧为乡邦增光，如之何不加以记载?耆旧自是终老故土，先贤却未必长守田园。自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崇尚门第，世家大族的人物往往迭居要津，为当世所称道，而崔、卢、李、郑最为世族。崔氏出于清河、博陵，卢氏出于范阳，李氏出于陇西、赵郡，郑氏出于荥阳，各历数百年而未凋谢。虽以当世帝王之尊，亦不能不稍假以辞色。可是这些世家的后裔，有的早已离开本土，徙往他乡，相隔数世，犹假郡望以自炫耀。这些人物可谓与其原籍已了无关涉。可是其本乡本土修方志时，却皆不吝篇幅，备加记载。从为乡邦增光来说，难得有这样的人物，应该备加记载，若谓其对于本乡本土有何具体建树，这就很难说起了。 国学×参考
当前的方志纂修，增加了这么许多志目，是有可取的。这些志中自然都是记事，实际上也是在记人，因为人存则事举。不论这些人物是耆旧还是侨寓，是先贤还是官守，只要有所兴作，皆可因所兴作而加以记载。记载其有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不论其为生产劳动还是社会活动都能对当地有相应的影响。人是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如果这些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是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那就是对于当地的建设和发展有好处，为什么不加以记载?就是仅限于社会活动，未能改造自然，同样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为什么不加以记载?当然由这些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得出其间的演变和规律，更是上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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