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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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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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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到了北宋，就逐渐显示出其间的相互演变。今传世有朱长文所纂《吴郡图经续记》，为书三卷。其上卷所列有封域、城邑等十五门。就在这十五门中就杂有牧守、人物二门，这是以前方志所未有的。朱长文书纂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以续记相称，当是续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李宗谔所纂的《苏州图经》。今《苏州图经》已佚，难得详考，是否《苏州图经》亦有所承变，已无由具知。李宗谔纂《苏州图经》之前，吴郡或苏州旧有志书，以现在所能见到各志的佚文推究，皆未能确知其有人物传记的存目，可知当时尚无此种增益。李宗谔所撰实为《祥符州县图经》，涉及全国的州县，《苏州图经》只是其中的一种。后来到了南宋，方志的纂述日益增多，附列人物浸假成了通例。这应是《祥符州县图经》的影响，区区《吴郡图经续记》恐难得有如此广泛的力量。
以两种不同体例的纂述合成一书，应该说是显得突然，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论其为记地记人，所涉及的只是一地。一地之事分成两书，翻检之时难免会感到繁冗，合成一书，自有其方便之处。李宗谔纂辑《祥符州县图经》，是宋真宗以诏书颁下的旨意。虽说只是图经，很可能当时是以人物并列。《祥符州县图经》最后刊定共得一千五百六十六卷，若仅限于图经，如果再辑人物，则为力当更为难巨。合并成书，可稍省精力，亦可顺应旨意。这虽是猜度之辞，苟非这样，怎能有若大的影响，使得吴郡之外的各地志书，都一贯相承，成为通例。 zgwww.net
这样的改变对方志来说，是相当钜大的。新的体例就不仅是记地之书和记人之书，而是和国史相仿佛。国史体例初未定于一尊，有纪传体的国史，也有编年体的国史，其后更有记事本末体。纪传体创自司马迁和班固，其后弈世相承，遂有正史之目。方志合记地记人为一体。记地之书相当于《史记》的书和《汉书》的志，记人之书相当于《史记》和《汉书》的列传，所差的只是缺两书的本纪。本纪记帝王言行和国之大事，方志在这一点上如何能与国史相比侔?不过到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高似孙在所纂的《剡录》中作了补足。《剡录》开篇就确定《县纪年》，记一县的大事，其作用和帝纪相仿佛，只是除过年号外和帝王别无关系。这一增添对于方志来说，不论是记人或记事都能有具体年代可以稽考，不相混淆，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经过这样的增添，方志和国史的体例和结构基本上趋于一致，方志因而就成为地方史了。这样一再演变，方志中记地的部分不会有所增多，人物却随时都有增加，浸假记人居于主要地位，记地部分就难与之相提并论，和方志最初的形式都不复相同了。
这样一些议论，都是由历史地理学派生出来的，不过藉此也可以说清楚其间的源流，既然有了这些想法，我就以《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为题写出来，作为我初次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论文，提交与会方家，请其指正。承会议不以菲薄见弃，还以之编入《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之中。 国学百科zgwww
十五年后，来新夏教授和日本斋藤博教授共同发起对于中日两国地方史志进行比较研究，远道相邀，约我撰文，并要我对于这一问题再作引申说明。在这以前我已有相当长久时间再未撰写与方志有关的文章，这时既承邀约，又代为规定论述范围，只好赓续前说，推究方志中史志不平衡的来由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问题，并使前说有所落实。由于文题是《再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依然是从历史地理方面着眼，还提出历史地理学可以配合方志学共图发展的道理，这显然是偏重在记地方面。
自记地和记人之书合并以来，迄今已将届千载，这中间也曾引起一些争论，其间也有畸轻畸重的关系。我无意涉及到这些方面。我所说的偏重在记地方面，只是论述这些有关的问题，是由历史地理学发轫的，与其他的争议无关。仅就记地一方面来说，显得分量轻微，不能和记人方面相比较。前面曾经征引《隋书·经籍志》之说，谓《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的撰著皆曾得力于当时上计的计书，具体说来，也就是方志之类的素材。《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项目相当繁多，举凡山地、水系、乡亭、关隘、宫殿、仓廪、都邑、祠庙、官守，都包括在内，而且每一项目还有更为细致的区分，如山地就有山、岳、丘、原、阪、答、谿、沙，水系亦有江、河、水、川、寝、泽、薮、津、渎、别河、渠、池、泉、陂、灊、海等。《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为当时全国的地理，普通县邑以及州郡的方志不能和全国一样，都能齐全，可是也不是能够有的皆见于记载。这是其中的一端。自来方志纂修的方式，以辑录有关素材为主，实际上只是资料汇编。正如章学诚所说的：“方志家言，偏于地理，而撰述之业，略似类书。欧虞所钞，白孔所帖，山川陵谷之类而已。”(见《章氏遗书》卷二七《湖北文征序》)章学诚为清代乾嘉时期人。乾嘉时期的学人多能熟谙舆地之学，其所纂述的方志，于记地部分当不至于皆似类书。乾嘉时期诸大师所讲究的舆地之学实际上已经形成沿革地理，故于方志中记地部分也多重沿革。主纂《汾州府志》的戴震，在其所撰的《应州续志序》中，就曾经明白倡导：“古今沿革，作志者首以为重。”因而州郡县邑的辖境盈缩、城池兴废，无不详为探索，纤细靡遗，与一般的资料汇编，确是不同。可是其地无沿革可寻，不易考证者，却往往轻易着笔，率尔带过，甚至略而不论。虽然多费功力，却显得更为狭窄稀少，只可以聊备一格而已，与记地记人两部分未合并以前的专以记地见长的方志亦多不同，难得一概而论。 guoxue-cankao
上面论述了方志的一些演变。在这悠久的千百年间，也应该是有所演变的。不仅有所演变，而且演变还未终止。当前举国都在纂修新的志书，由于国运日隆，国力鼎盛，新事新物，层出不穷，旧有方志体例，修志方式，都难以适应要求，各地司事者皆能推陈出新，亟一时的盛况。以前我在方志门槛内外徘徊的时候，也曾有所设想。其后少加闻问，这些设想已成明日黄花，不堪回顾。既是闲话当年，不妨再稍提及。那时我曾经设想到四个方面：
一、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
二、记载有关的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具体经过；
三、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
四、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
这里所说的第一方面就是记地，第二方面就是记人。所不同的只是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就这第三、第四两个方面来说，如果纂修方志的方式，还像以前那样汇集前人旧说作为和类书规模相似的资料汇编，那自然是相互凿枘，格格不人的。如果真的改弦更张，这两个方面都是应该涉及的。因为人们既然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就不能不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一定影响。仅就生产劳动而论，那就是利用自然，甚至在改造自然，在相当的时期内不能说就没有规律可寻。以前纂修方志是要阅读的人习往事。现在纂修方志应该不仅要人习往事，而且还要知来者。这是说，应用已经获得的规律，对当地有所兴作的改进，使其更宜于人们的生存、居住和生产劳动、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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