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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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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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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编：
一、历史大事记，二、建置志，三、人口志，四、民族志；
贰、自然编：
五、地理志，六、气象志，七、生物志，八、自然灾害志；
叁、政治编：
九、政治志上，十、政治志下；
肆、军事编：
十一、军事志；
伍、经济编：
十二、工矿志，十三、建造志，十四、交通运输志，十五、农林志，十六、财贸志，十七、粮食志，十八、度志(包括计量、标准等)，十九、仓廪志(历史与现代)，二十、民工志，二十一、统计志；
陆、文教卫生编：
二十二、教育志，二十三、体育志(包括武术等传统体育)，二十四、卫生志(包括计划生育、防疫等)，二十五、图书出版志，二十六、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志；
柒、文化艺术编：
二十七、文化志，二十八、文物志，二十九、艺术志，三十、旅游志；
捌、社会科学编：
三十一、哲学社会科学志(详述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今昔，特别是重大成就和贡献)；
玖、自然科学编：
三十二、自然科学志(自然科学史及现状)；
拾、艺文编：
三十三、艺文志；
拾壹、著述编： zgwww.com
三十四、著述志；
拾贰、宗教编：
三十五、宗教志；
拾叁、社会编：
三十六、社会志；
拾肆、人物编：
三十七、人物志；
拾伍、杂编：
三十八、杂志(凡不能列入上列各编并有记述价值的，均录入此编)。
拟就的方案，于1982年7月18日在陕西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得到原则通过。当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联合发出通知，通知各有关单位，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编写任务，调配人力，落到实处，按期完成任务。纂修方案草拟竣事，得到通过，并得省上领导正式通知有关单位执行纂修，我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不再为此多费心思。
三 有关方志的刍议
经过这样几度徘徊，可以说是不离方志的门外门里，还未能登上方志的堂奥。虽然有时候也有一些陈辞，也只能算是刍荛之言，聊抒一己的愚见而已。这些刍荛之言稍有积累，因而汇印成册，即以《方志刍议》为书名。陈桥驿教授为这本拙著撰写序文，说是刍议两字不太恰当，用不着这样谦逊。这是桥驿教授的夸奖。其实只是徘徊于方志的门里门外，是不能登上方志的大雅之堂的。应该说使用刍议这两个字并不是从这本拙著才开始的，拙著编集于1985年中。在这以前，梁寒冰先生在太原召开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寒冰先生要我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而且提出四个问题，要我逐一作出说明。这四个问题是方志的作用、方志的体例、资料的搜集和方志的写法。既然是寒冰先生指定要我发言，我当然遵命办理。我当时未再和寒冰先生商量，自己加个总题目，就称作《方志刍议》。这次报告的记录稿后来为《陕西地方志通讯》所刊载，因而还能想得起来。可见这不是谦辞，本来是采集刍荛之人，怎么能说不是刍议?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还是再一次使用这刍议二字。我想桥驿教授知道这样的情形后，一定也要说：用的恰当。我在前面曾经说过，我和方志的机缘是由张石公张老引起的。张老为我打好研习方法的基础，我却未能有所建树。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更多注意历史地理之学。其实历史地理之学和方志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由于梁寒冰先生的邀约，参与中国史志协会的成立和学术讨论的会议，我就不能不重理旧业。既然有此机缘，我就应该廓清方志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廓清对于方志的渊源也许更能显得清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这是应该提出的问题。据我的愚见，其间可能是具有孪生的关系。不过这样的关系还得略作说明。 ZGWWW国学文摘
方志的得名是很早的，《周礼·春官》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时郑玄对四方之志作过解释。郑玄说：“志者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杌》。”这三者都是一国的史书，和郑玄当时的方志不尽相同。郑玄时的方志已经相当繁多，而且《后汉书·西域传》中还具体提到“二汉方志”，可见当时不仅有了方志的名称，而且也为社会上所习用，和《周礼》所说的“四方之志”是不相同的。历史地理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名称虽非很早，渊源却是很悠久的。有的学者认为应上溯到《尚书·禹贡篇》。《禹贡篇》所记载的确是多有关于地理的。现代学者多已认定《禹贡篇》是撰写于战国时期，所记载的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当时的地理书不能以之为历史地理。我的愚见，以为历史地理应该上溯到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一书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应是最早有关历史地理的记载。班固在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更首先使用沿革二字，以说明有关地理建置的变化。说到历史地理学的起源，不能埋没司马迁和班固的功绩。《隋书·经籍志》说：“(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所说的郡国地志就是方志，是当时郡国上计书时一并呈上来的。这些郡国地志保存在太史府中，司马迁和班固撰述《河渠书》和《地理志》就能够据以立说。这不仅显示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是同源的，而且还证明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主要是来自方志。当然除方志之外，当时的历史地理学还另有凭藉，不以方志为限。班固就曾说过，他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才能撰成《地理志》的。 国*学*参*考
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自形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都曾经有过变化。方志的变化更为明显。如前所说，方志本是记地之书，故《隋书·经籍志》即以之列于史部地理类中，与《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联系在一起。就在东汉初年，郡国各地还有一种记人之书。《隋书·经籍志》对于记人之书也追溯过其渊源的所自。据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的撰者认为记人之书与记地之书不同，另列为《杂传》一类，可见两者之间是迥然有区别的，不可混而为一。由东汉至于隋唐，记人之书先后迭出，络绎不绝，自成一种派系，分道扬镳，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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