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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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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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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60年代，始得拜读张老的《中国古方志考》的正式印本。这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据书前所列的《提要》说：本书“原名《中国方志考》第一编。这次出版，只书名稍作改动外，其体例等一仍其旧”。为什么没有全部刊印出来，我却不明白。
70年代，我遇到朱士嘉先生。朱士嘉先生才告我这部书后一大半部的遭遇。前面提到朱士嘉先生始撰方志目录事。朱士嘉先生与张老家中过往也相当密切，据朱士嘉先生说，张老夫人将这大半部书的遗稿交给他，请他斟酌修改补充，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一次红卫兵来到朱家(其时朱士嘉先生住在武汉市)，指名道姓要张老这半部遗稿，朱士嘉先生将遗稿捆包整齐，让红卫兵抬去。朱士嘉先生说此话时，已在文化大革命后多年，当时并未提到这部遗稿的下落，可能再未找见。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就来到朱家，指名道姓索要这大半部遗稿?朱先生也说到红卫兵对他的家中任何事物都没有触动，就扬长而去。一直到最近才看到《传记文学》中的《民国人物小传》，其中引用朱士嘉先生的《自传》一段话：“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外图书和一部分手稿，悉数被抄被毁，没有留下一点踪影，影响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临时送在家里正在进行校补的张国淦遗稿一百册，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段话和我最初听到朱士嘉先生所说的话并不完全相同。 国*学*参*考
1986年，拙著《方志刍议》出版，我为拙著书后写的跋语，有关朱士嘉先生的话语，曾有如下的记载：“1982年夏初，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武汉召集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南方各省(区)地方志研究班。我应邀参与末议，会上始听朱士嘉先生道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之风刚一开始，就有人到其武汉市寓所，指名索取这部遗书，捆载而去，至今未见完璧归还。据各方推测，此书未被焚毁，可是又杳无消息，此中曲折，颇堪滋疑。”(拙著是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这篇跋语中仅写了一句“颇堪滋疑”，说得具体些，当时与会的人听到朱士嘉先生这番话后，纷纷议论，大体是说：为什么红卫兵指名道姓索要张老这部遗稿?不是没有原因的。张老原籍蒲圻县，在湖北是有声望的。索要遗稿，并不一定是说张老遗稿中有什么反动的言论，而是有仰慕张老的名声，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将此遗稿劫走隐藏，等到这一辈人都过世了，再用他自己的名义刊印出来。张老著书立说，知道的人很多，看到原稿的人也不少，只好等这一辈的人都过世了，才能具体夺取著作的名声。
前面说过，我受顾颉刚先生之命，为张老襄佐撰述，承张老错爱，代为起草若干部分。张老对此书十分重视，一定要全书脱稿始行问世。其时禹贡学会正在发刊《禹贡半月刊》，顾颉刚先生一再向张老索稿，张老才勉强检出数篇陆续发表。虽所发表的仅有数篇，原书体例已可略见一斑。应该在此郑重指出：遗稿篇幅虽甚繁多，体例却是前后一贯。《禹贡半月刊》在国内外多有散本，堪作证据。盗取张老的名声的人，除非全部改作，是会露出马脚的。 zgwww.net
最近张老的二、三两位女公子瑞璧和瑞玲，计划为张老刊印全集，文稿皆已齐备，就是短阙《中国方志考》，实是憾事。我特为建议，应将《禹贡半月刊》中已发表的遗著列入，以见当年的规模。若劫取遗稿的人，敢于用其自己的名义将遗稿刊印出来，则人人皆得指出其盗劫行为，使遗稿全璧归来，《中国方志考》亦可以全部汇齐，为学术界增光。
二 涉足于方志的场合
我自己认为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基础奠定了，可是在基础之上却没有什么建树，因而就耽误下来。这一耽误竟长达四十五年。
在这悠长的四十五年中，我并不是就此和方志绝缘。抗战初起，我的故乡不久就已沦陷，经过几年的辗转流徙，后来虽然仍能从事故业，却已专注于历史地理的学科。这也是当时工作的需要，使我不能不再从事这样的工作。这样连续几年下去，难得再作他图，只好从此就专业化了。方志和历史地理不同，可是自来以四部分类的目录学中，却都属于史部地理部门的撰著，其间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从事历史地理学科的工作和研究，也就不能离开方志。那些岁月中，一些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虽然时常翻检，却是都以之当作历史地理学科的资料，初未多作方志本身的研究，因而未能把从张石公张老问学的成规都延续下来。回首前尘，不禁慨然。 国*学*参*考
再次徘徊到方志的门内外，乃是从1981年开始的。这一年梁寒冰先生筹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承寒冰先生的盛意，远道相邀前去参加。这样的盛意是难于谢绝的。既然不能谢绝，只好从头再理旧业了。中国史志协会自成立之后，接连着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在会议期间还培训了几批修志的人员。在以前的朝代里，不断有修志的高潮，因而有了盛世修志的说法。80年代初期，建国已臻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百废俱兴，新猷迭见，显然是一片盛世光景。既已恭逢盛世，就应该修纂志书。中国史志协会倡议于前，一些省区也都接踵而起。
现存的陕西省志，可以上溯到明嘉靖初年何景明所纂的《雍大记》三十六卷。以《陕西通志》命名的则为赵廷瑞所修、马理所纂的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马理纂志的时间，上距何景明的成书，只有二十一年。此后陆续纂修的有万历志、康熙六年志、康熙五十年志、雍正志、道光志、民国志。其间前后两志相距岁月，除过何景明的记和马理的志为最短的二十一年外，就数到康熙五十年志和雍正志之间，相隔亦只有二十四年，稍多于嘉靖年间的两志。也还有距离时间较长的，道光志和民国志之间，相隔竟达一百零七年。道光志修成之后未久即遇鸦片战争，国力不振，人心不安，就难得谈到修志。民国修志之后，迄于八十年代初，又将近五十年，时间不能说是短促，既恭逢盛世，理应不宜再事迟延，中国史志协会倡议于前，各省区纷纷响应，陕西的修志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ZGWWW国学文摘
1982年6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省编史修志工作已中断很长时间。为了系统地准确地反映我省的历史，亟需加强调查研究，编写出新的地方志。”并指示成立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全省编写新志的规划、审查、出版和指导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元方先生担任，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同被任命为副主任的还有原政庭、谈维煦、范明三位先生。成立了编纂委员会，就须开展工作。编纂地方志的头一项工作，就是先要拟定纂修方案，更具体地说，就是拟定志书的纲目。承陈元方先生的盛意，要我邀集一些方家，共同草拟。我既承委托，就邀请十几位同道学者，反复研讨。当即拟定全书共十五编，三十八志，一百四十三卷(包括不分卷的志)的目录。现在不计繁琐，将编与志的目录列下，至于卷则为数过多，这里就不复一一道及。全志以绪论开篇，其下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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