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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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2007-10-23

（三）衣着服饰消费。明清之际江南士绅之服饰，顾炎武曾谓之“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力主严禁绮绣无益之饰（36）。明末清初华亭人叶梦珠更就冠服、内装的弃旧厌新、鄙朴崇奢、士庶无别详载其变迁细节，并见《阅世编》不列。其评论可一读，文曰：
　　故移风易俗者，于此（指冠服、内装）为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里邻。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僭而以为荣，不得之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阅世编》卷八《内装》）
　　按明清之际江南风尚，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其便服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则生纱、硬纱、生罗、杭罗，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其中有以孔雀毛织入之花缎新样，每匹仅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37）；细精之姑绒，每匹价值百金（38）。入清以后，南方开始盛行皮裘，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39）。海獭暧帽每顶纹银二两。帽最贵者为细草编织名“得勒粟”者（产自北方少数民族），每顶三、四两，更可骇者，有一种西宁长缨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40）。至于大家闺秀穿戴首饰，据李乐嘉湖地区所见，原“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之物”（41）。叶梦珠详细记述过明清之际官宦之家命妇流行首饰，有金凤衔珠串、金钗、金簪、金耳环、满冠、棒鬓、倒钗之类，不少是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且有以玛瑙、宝石装点者（42）。仅以珍珠而言，“大者五十余颗，计一斤重，价近白金五千两”，则三钱重之珍珠价值为百两白银，令人瞠目（43）。见之于明世态小说《金瓶梅》，西门与诸妻妾、外遇间纵横捭阖、争风吃醋的角斗，往往围绕着衣着、首饰而展开，如李瓶儿初入西门为讨好众妻妾，取出箱中一顶重九两的金丝髻，打一件九凤甸儿（三两五、六钱），一个玉观章满池娇簪儿，四个乌银戒指；直到西门淫丧后，孙雪娥偷出家私中，即有金头面四件，银首饰三件，金环一双，金碗簪一对，金仙子一件，金桃心一件，银镯一付，戒指四个，银簪四对，诸如此类，略可窥知当时官宦富户用之于取悦妻妾之费是十分可观的（44）。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织造锦绮罗绸的农家妇女，则仅服用自制之粗布土服，所谓“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45），“辛勤贫女重咨，天寒十月犹单稀，以布易粟聊充饥，衣者谁知织者悲”（46）！ ZGWWW国学文摘
　　（四）陈设用具消费。江南陈设用具之精巧，为明清之际国人所一致公认。明嘉、万间张瀚在概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与风性民俗时，即说常松苏“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47）。稍后，王士性据其遍游全国的亲身经历，又对两都、江南、江北、西南诸省作了更为广泛的比较，其中论及苏州时云：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膺莫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广志译》卷二）
在《江南诸省》卷中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其实，家具陈设风尚檀梨漆器，不惟苏州人纤巧清雅，扬州有一周姓者在明末更创一派，精妙绝伦，一直流传到清乾隆年间，仍风行于江南，史载：
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翡翠、水昌、玛瑙、玳瑁、砗渠、青金、彩松、螺甸、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桐西漫士《听雨谈》）
　　明高濂曾详细描述了当时富宦家庭中的各种家具形制和漆法，皆不惜工本，价值昂贵，其中有一种形似现代组合式的书橱，更令人惊叹（详见《遵生八笺》卷十四）。家庭陈设之豪华，不胜笔录，仅举吴江吴昌时之家其坐榻四面，环列梅花一百盆，梅花之外，稍下一、二尺，铺以氍毹，又列水仙一百盆，盆皆板精好磁器（《归玄恭文续钞》明崇祯时，瓷器价格最为低廉，最贵者不过三、五钱银子一只（48），即以三钱计，二百盆瓷器亦价值逾六十两，足抵四家农户一年食用之费。又，为附庸清雅，江南富家几案多供各色盆景，苏州虎丘、嘉定所出名闻迩远，其价高者一盆可数千钱（49）。再说扇子有团扇、折扇、葵扇、蒲扇等。据说折扇，原由日本、朝鲜传入，在明代，起始仅妓女用之，后逐渐风行，且花色繁多，有以紫檀、象牙、乌木为扇骨的，然均不及骨扇为时尚所重，名扇则一柄少则一金，多至值三、四两银（50）。眼镜、自鸣钟等“舶来品”陆续进入富家。大约到明后期，江南好时髦者已佩戴以象皮为干的西洋眼镜，每副值银四、五两。到清初，苏杭人已能自制眼镜，遍地贩卖，人人可得，价格趋低，每副最贵不过七、八分，甚至有二、三分一副的，但西洋货仍属上乘，每副亦需二两白银（51）。自鸣钟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传入，明末上海人最早学会仿造。家中设有自鸣钟，人皆以为奇，颇矜傲，其价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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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婚丧寿诞消费。古代中国向以礼义之邦自居，受传统文化影响，礼义繁缛，婚丧之费常与宅园之建成为家庭消费两大负担。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在明清于江南为甚。海宁陈确目击种种俗弊，曾起而抨击，为时论所不容，转而订下家约，算是从我做起，精神诚可嘉。他在家约中规定婚聘：“聘不过二十金，无聘金，但备钗币及牲果之类婚（52）；“婚不过二十金，嫁不过三十金，力不足者任减之，有损无益”（53）。这在当时已算是“低标准”了。闺女出嫁，规定“不受聘金、不办回盘，不迎奁，虽有力，不逾奁单（54）。陪嫁之费据陈确估算约近卅两白银。有一子一女，按陈确最低标准，也得百两白银，才能聊尽父母之职，恐贫苦农民是难以胜任的。而当时一般社会风尚，则要高得多，如会稽徐渭有文载道：
　　吾乡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贵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途，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闭门拱手，以要重聘。取一弟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产半之，下此者轻之，谈多不及也，相率以为常。《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九）
　　湖州董份嫁女于吴县申公子，收奁衣饰至满三百笥。已而陈于阊门，出女子六百人舁之，亘古未有”（55）。这是极豪奢的婚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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