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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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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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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明中叶开始，江南社会风气趋向奢靡的议论日见激烈，其间虽一度经历过顺治朝的经济低谷，大致到康熙前期，故态复萌，杞忧之士又良多感喟（本文所论，以启祯、顺康为主，稍前推后延）。暂不论这些见解是否允当，至少它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已属于高消费地域，其消费水平与消费风气均领全国之先，殊为瞩目。
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借抄录万历《歙县志·风土论》，概述了有明一代社会风气演变的四个阶段，经史学家多次征引，已为同人熟知。其实，最先敏感到这种变化的是苏州府人氏王犄。他据其亲身经历，描述了明初以来的变化，认为早在成化前后，江南首府姑苏已得风气之先（1）。稍后，嘉靖、万历间浙江仁和人张瀚更认为江南三吴的消费风气在全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2）。松江府人徐献忠在其《吴兴掌故集》中也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江南另一中心城市杭州，王士性在其写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广志绎》中称“杭俗儇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不独中心城市，二、三等城市如松江府、县城亦然如此。据同时期华亭人范濂所《云间据目抄》说：“吾松素称奢侈，今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更可注意的是，第四等级的市镇，也受到了某种“高消费”风气的侵染，同样遭到呵责。例如州府第一巨镇乌程县南浔镇，乾隆董志宁《镇志》据明嘉、万以来变化载道：“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冠婚丧祭，并尚繁文，颇有僭逾之风”。又如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早在明代中叶，该镇文人李乐据其亲历，也说“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者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续见闻杂记》卷十一）从有关方志材料看，湖州双林、菱湖，嘉兴王店、青镇，吴江盛泽诸镇多有妓院之设，颇可惊异。其中盛泽归家院十间楼更是以拥有名妓多人而鹊声江南（3）。钱牧斋爱妾柳如是青楼艳史即从此间而流衍于云间、虞山，成为明清之际江南一大轶闻。三吴风气侵染所及，徽商群起效尤，时称“大低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4），有青胜于蓝之慨。此类记载多不胜录，容另文再论。为了检验上述议论的程度，我们有必要将视野扩大到该时期江南的城乡，对城乡家庭消费状况作一鸟瞰式的巡视。综合散见于文集、笔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各类消费记载，大致可概括为九大类，分述于下： 国学百科zgwww
（一）饮食肴馔消费。“民以食为天”。生理需求性的食物消费是生活消费的基础层次。明清之际一个劳动力的最低生理性食物消费有多少？崇祯末年湖州涟州沈氏所著《农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雇工生活消费的清单，弥足珍贵。沈氏作为一个饶有心计、精明能干的经营地主，颇留意于调动雇工的生产积极性，他制订的基本食物消费标准在当时当地算是偏高的。兹据原文制表如下：
A：沈氏长工生活消费细目
主 食
副 食
朝 粥：二 合
鲞 肉：二两
夏
昼 饭：七 合
荤
猪 肠：三两
秋
点 心：二合半
鱼： 三两
夜 饭：二合半
素
豆 腐：一块
朝 粥：二 合
重难活：一杓
春
昼 饭：七 合
酒
中等活：半杓
冬
点心粥：三 合
轻、省、留家、天雨：无
夜 粥：二合半
备注
夏秋：一日荤、一日素。
春冬：一日荤、二日素。
长工一年口粮据沈氏平均牵算为每日一升五合，相当高。距离涟川（属桐乡县）不远的海宁县人陈确则说该地家庭奴仆一般口粮为日食一升。陈氏与僮儿两人合计仅日食一升。寒士邱云一家六口总计日食仅二升八合（5）。一般说江南农家通常二稀一乾即为佳境，困苦时以两稀度日，农忙时才吃干饭以支撑体力，估计也不超过日食一升的标准。上表没有将油盐柴与蔬菜之类列入。现参照《陈确集》提供的油柴标准，合计估算其食物消费开支如下（6）： 国学百科zgwww
B：沈氏长工食物消费开支估算
年消费量
折算白银（两）
主食
五石五斗
五两五钱
副
荤
七十三斤
一两八钱
食
素
豆腐二百十三块
二钱
酒
二百七十三杓
九钱
油柴
折米二石六斗
二两六钱
总计
十一两
据此估得一男性劳动力的长年食物消费相当于十一石米的代价（正常粮价）。妇女、儿童的口粮大抵减半。全家合伙则年费用不会比十一石米增加太多，估计不超过十五、六石（或银十五、六两）的标准。
有充分理由推论，前述的食物消费指数适用于相当多数的城镇平民。其中三分之一的支出属于副食。即使如此，不用说贫困的农民，就是象昆山归庄这样的寒士，靠卖文度日，竟有“平日安穷娄，饥来也自怜，腹肠鸣不已，耳目用难全”之叹（7）；海宁陈确在失去其妻经营家计后，备尝“八、七月之间，竟告绝粮，朋友假贷，尚复存活”之苦（8）。可见，高消费之恩泽并没有遍施于江南各阶层。这从当时日常副食品价格之贱也略可窥其一斑。兹据《沈氏农书》、《阅世编》、《陈确集》提供的数据（按白银计价）排列于下： 国*学*参*考
猪肉 （每斤） 二分或二分五厘 鸡蛋 （10斤） 五分
鱼虾 （每斤） 二分 鸭蛋 （10斤） 四分
鸡 （每斤） 五分 淡酒 （每斤） 二分
鹅 （只） 一钱四、五分
一石米（值银一两）即可买得猪肉或鱼虾五十斤。应该说日常副食品的价格是低廉的。陈确曾说“日烧一担柴，日啖一肉，兼置鱼虾”的生活是“贫儿”羡慕而不及的，按崇祯时的正常物价，也不过是银一钱、米一斗的代价（9）。由此可知，明清之际消费结构中副食品消费总量偏低，间接反映出社会消费水平普遍处于节俭状态。当然，也确有与此相反的消费行为令人惊骇，如江南官绅士大夫三日一宴、五日一请，穷极豪奢。检阅《戴名世集》，屡见置酒高会之记（10）。复检《吴梅村诗集笺证》、《陈确集》、《徐渭集》、《壮梅堂集》、《归庄集》亦复如此，不足为怪。仅吴诗粗略统计涉及酒宴之载不下百次，其同乡好友周子椒，爱客剧饮至售卖田庐而不顾，梅村有诗嘲之（11）。此等“酒癖”并不少见。陈确在《先世遗事纪略》中自述其曾祖鸣梧公“豪饮落拓，不问家人产”；祖父理川公亦秉承父风，“慷慨好客”，田产荡尽，到陈确父分得家产仅一亩七分。归庄的祖父也因“好客”，百亩家产几经耗费，到庄生之时，据其母回忆已“家无一亩”，一代名儒归有光之后裔落到如此穷困境地，豪饮盛宴之习害人非浅，风尚所染，竟难自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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