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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听太史公的绝唱——写在《韩兆琦〈史记〉新读》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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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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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生看似是在讲故事，说的又是大白话，但实则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史料根据，很多行文，其实都是《史记》原文的不露痕迹的译述。他这样记述尉缭向人介绍秦始皇其人:“秦王的鼻子长得像马蜂，胸脯长得像鹰，说话的声音像豺狼，为人残暴凶狠。不得志的时候他可以屈居人下，一旦得了志他就可以肆意杀人。”也许有人看了这段话会以为这是韩先生在编故事，实则这段话是对《史记》原文的译述。原文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可知，韩先生讲的故事，其实都是历史实录。读韩先生的译述，对理解《史记》原文，大有好处，以往我读尉缭这段话的原文时，只是理解个大概，但一读韩先生的译述，便彻底明白了。
讲史的时候以精警的诗词辅助之，这是韩先生讲史的一大亮色。这极大增加了我对《新读》的喜爱。书里除《附录》征引了许多诗词外，正文中还常援引古人的咏史诗来评说史事，如谈到刘邦杀功臣时，引了唐人刘禹锡写的《韩信庙》:“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仿佛道尽了皇权之下功臣如被烹之走狗的命运和无奈，特别是后二句，尤为精警和沉痛，令人喟叹再三。关于项羽，韩先生特别看重其悲剧英雄的特征，在评述了司马迁“为项羽悲慨抒情”的态度之后，又在《附录》中引录了清人王争先写的一首《满江红·广武怀古》，词曰:“衰草连天，浑不是、战争旧界。当日个，斩蛇逐鹿，许多豪概。隆准笑分俎上肉，重瞳泪滴樽前黛。到而今，荒垒穴鼯鼪，巍然在。 拔剑舞，真无赖；撞斗碎，谁能耐？叹残冷灰烧，几多年代。亚父呔余竖子愤，楚军歌歇田夫卖。局将收，一著画鸿沟，棋全败。”词风苍凉雄浑，豪迈悲怆，楚霸王之霸气和悲慨仿佛能从字缝间流溢出来。这些绝妙好词，若不是韩先生引入书中，真不知到何处去寻觅。 LOVE GUOXUE
三、我的古今之思
读历史，时常会产生“古今相似”之感，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读《新读》，就常有这种感觉。书里写刘邦战场溃逃:“刘邦在向西溃逃的路上遇到他的一对儿女时，车夫把两个孩子抱上车来，刘邦则怕因此车子太重，跑不快，一连几次地把两个孩子从车上踢下去。”看到这句话，我油然想到国共两党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便写了一句眉批:“共产党学刘备，不学刘邦。”刘备撤退时，带着老百姓一起走，而刘邦却如此不仁不义。国民党军押着老百姓冲锋，其恶劣远甚于刘邦，而解放军却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掩护老百姓。书里写萧何之功:楚汉战争中，“萧何总是及时地把新兵从关中送上前线，不用皇上下命令，几万人就送到了。这样及时地给皇上弥补亏缺解决燃眉之急，已经有很多次”。我又写了一句批语:“扩红干将”。萧何是汉军的总后勤部长，为战胜楚军立下大功。我军的扩红机关、后勤机关，可谓革命战争中的“萧何”。洪学智上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堪称志愿军的“萧何”。书里写吕后的变化:“吕后原是一个善良、好心的妇女，后来怎么变得如此凶残？这就是权势、利益和其做了皇后以后的地位决定的。”我又作旁批道:“阿金、江青。”阿金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原也是个善良的妇女，后来变坏。江青更是与吕后绝大相似，因之，她倒台后人们多以“吕后”称之。 ZGWWW国学文摘
“黄老哲学”这个词，我见过无数次，也知道是道家的哲学，知道汉初曾把黄老哲学作为治国学说，但道家为什么要把黄帝和老子拉到一起，我却多年来始终不解。韩先生用几句话就把个中原因说清楚了:“这是出于百家争鸣的需要。儒家标榜尧舜，道家说:我的祖师是黄帝，比你的尧舜早得远哩！”原来如此。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祖师崇拜，知道中国人一向有“尊古贱今”的心理，但由于不懂得“黄老哲学”的取名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所以没有把这条材料写进自己的专著《行业神崇拜》里，真是个遗憾。儒家和道家各有什么特点？我原有的印象主要是儒家进取，道家退守，儒家自强不息，忙忙碌碌，老子“一事不做，徒作大言”(鲁迅语)。韩先生在评论张良时，对儒道两家的处世哲学做了一段说明，使我对儒道各自特点有了新的了解。韩先生说:“儒家讲究坚持原则、宁死不移，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夏朝有龙逢，商朝有比干，春秋时吴国有伍子胥等等，都是为了劝谏君主而送了性命。但道家不是这样的，他们所看重的是生命，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可讲呢？”于是，我又悟出了一条对儒道的新认识:儒家思想多造就强硬、耿直之士，道家思想多造就实惠、滑头之人。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能看到上述这两类有“儒家气”和“道家气”的人。韩先生又说，张良是个“用黄老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所以懂得如何在残酷的宫廷争斗中保全自己。这个评语真是精到，大有启发性。纵看张良身后，各朝代皆不乏张良式的人物，即便在革命党中，亦常能见到这类人物。这无疑是道家思想以及张良的示范作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zgwww.com
希特勒把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叫作“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四人帮把专无产阶级的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擅长用美好的词句包装自己的恶行。韩先生在“千秋功过说汉武”一节中，讲到了汉代头号酷吏张汤编纂《春秋决狱》一书的事，让我豁然明白，原来四人帮是有祖师爷的！儒家原本是反对武力与刑罚的，素有“仁善”之名，汉武帝为了遮盖自己严施刑罚的政策，便想出了借用儒家的好名声来为自己敷粉的办法——让张汤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摘引了一些词句编成了《春秋决狱》一书，专门给法官判案用。四人帮成天用马列语录忽悠人，那个陈伯达曾为林彪编过“天才语录”，他们的手法，真可谓得了张汤的真传。
四、《史记》的“真”与“不真”
《史记》是史书，按一般人惯常的理解，史书所记的必定是确凿发生过的史实，不可能有一丝虚构。其实并不尽然。《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就是司马迁采撷的传说故事，未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史，这是《史记》的文学性特征之一。对于这些传说故事，我总是抱着一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史记》的“不真”。韩先生对此则完全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于《史记》中哪些内容是确实发生过的史实，哪些又是具有小说性、描写性的故事，他都作了科学的辨析。对于非真史的部分，以往学界多使用“文学性”三字来概括，韩先生则径称之为“小说性”，明确地告诉读者那些内容都是经过司马迁艺术加工的。他举证说:“试想，赵高与李斯密谋、蒯通与韩信私语，这些能记录在案、能公布于世吗？”实际上，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史记》的史料价值，反而会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史记》的史料价值。钱钟书说:“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代作喉舌，谈何容易，而司马迁就有这个本事。韩先生所说的“小说性”与钱先生说的“代作喉舌”显然是相通的，比较两说，“小说性”一词似乎更具有概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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