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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巴金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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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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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哈维尔所举的例子显然过于苛刻，那个水果店经理虽然在说谎言，但却没有伤害他人的念头。如果仅仅出于保护自己，谎言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国内某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一次讲座中就说过，人们说话的底线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这番话表明，尽管关于“真实”人们写了许多文章，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这个观念。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是对神性之维的追求，只有这样的真实观才能使人从内心里感受人的尊严和人的真实存在，并视保持沉默为一种罪。正是由于此，索尔仁尼琴才会说出“莫要靠谎言过日子”，肖斯塔科维奇才会写出秘密的《证词》，哈维尔才会表现出一种道德勇气和洞见，在各种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体育优胜的表象背后，看到社会的真相。相比之下，那位学者的话尽管符合人性，可他划出的却是一条向下的曲线。真实如果失去其形上根据，人性的底线也是守不住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常常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却对现实的不义保持沉默。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大多数人用违心的话或沉默来掩盖自己顺从的本质，同时也掩盖了权力的本质。人的自我基础遭到了毁灭，成为哈维尔所说的“作为人失败的见证”。 国学百科zgwww
也许是由于人微言轻，我们才暗地里希望巴金能代表我们，说出这个时代的真理。然而，在《随想录》中，我们找不到什么是“真实”的要义。文革之后，巴金翻译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看得出来，他想仿效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但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曾经解释讲真话的含义：“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但巴金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缺乏独立性，要承担在中国讲真话的使命于他太难。对于文革的反省，中国人大都缺乏自身的忏悔，这方面巴金要真诚坦荡得多，他在《怀念胡风》中叙述了两人的相识与重逢，以及自己在运动中被迫批判胡风的情况，然后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的确是令人感动的话。但这样的忏悔发生在文联会上，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却又让人免不了失望。如果在历经一场劫难之后，“讲真话”只是意味着一种没有自由信仰的善恶说教，而缺乏像赫尔岑、哈维尔那样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那么这样的反思对于认识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意识到罪恶内在于我们自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哈维尔的例子让我们感到，每个人实际上都对这个现实负有责任，巴金的例子却很难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巴金的《随想录》其实不及他早年的小说，尽管那些作品大都有概念化的毛病，处处露出“操纵”读者的痕迹，但具有某个中心思想却使他能够直面当下的现实。揭示个人所认识的终极真实，到底是一个作家的本份和才能。 ZGWWW国学文摘
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一种价值信仰，我们才对生活在谎言中抱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又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事物的本质，我们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巴金的回忆录就有这样的特点，他的讲真话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你能感到他是在画地为牢，在许多问题上痛苦地不能采取一个真实的立场。他的回忆涉及个人经验，但缺乏的恰恰是个人性。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我们往往弄不清楚，这是出于他的谨慎，还是出于他的认识，或者兼而有之。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讲真话程度。在写完《随想录》后，一个研究他的学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疑虑给那个学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来写道：“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是的，巴金的性格里不乏真诚，但却无疑缺乏内心的自由，这一点肯定也妨害了他的思想能力。如果在自家的小客厅里都要采取这种谈话方式，面对公众，一个人还能说出多少真话呢？那位学者用一种赞赏的口气谈到巴金“东方人智慧的生存”，无意中道出了他的精神局限，这种东方的智慧缺乏的恰恰是超越自身的力量。 ZGWWW国学文摘
这种真实的内在缺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出于时代的原因。晚年的巴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多次说过，他是五四的产儿，从他晚年与冰心、曹禺和萧乾等人的通讯或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是多么重要。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写实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从人的本身看世界的能力，但同时他们又由于新的科学观的原因，拒绝了自由和真实的神性之维。源自西方的这些价值成了无源之水，最终在一条世俗革命的河流里渐渐干涸。新文化运动的缺陷也是巴金的缺陷，他一生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在其作品中贯注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无政府思想却使他排斥任何宗教性的东西，去歌颂一场纯粹形而下的斗争，这使得他的作品缺少俄罗斯文学那种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从而降低了其终极真实的程度。只有当四十年代他对暴力斗争感到失望，转而关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时，他反而写出了一些佳作。晚年的巴金再一次回归俄罗斯文学，他想重新追踪老托尔斯泰的足迹，表现出一个人的真诚。然而没有信仰和智性的道德激情是很难保持持久的吸引力的。他不无悲哀地发现，青年人已经不再读他的书：“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zgwww.net
巴金说到底并不是一个思想巨匠，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尤其是如此。他仍然能引起我们敬意的是，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此外，在一个体制化社会里，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尽管如此，他的现实思考与哈维尔等人相比，份量无疑还是太轻。晚年的他仍然谨小慎微，既不愿谈论他是否还信仰无政府主义，也回避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而即使是那些青年时代的信仰，比如，对权力的认识，本来也可能使他从一种纯粹个人的角度去探讨社会悲剧的根源，给我们留下一笔精神遗产。归根结底，巴金与许多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一样，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在青年时期以追求真理与人类幸福为己任，但最终还是一个中国式的造反英雄。他曾经满怀愤怒和勇气，走进现代文学的聚义堂，并且坐上了第四把交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聚义堂最后却变成了忠义堂。如今，巴金终于魂归梁山泊，在那里他无须再有任何顾虑，可以尽情缅怀当年文学造反的峥嵘岁月，让自己的心灵向着终极真实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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